广东学者研讨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及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为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献计献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经济研究中心、省海洋渔业休闲与垂钓协会、省市场经济促进会、暨南大学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新经济杂志社于2016年12月14—15日在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广东省海洋水产高科技园举办“一带一路”战略与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专家座谈会。现按发言先后摘要编发其中八位学者的研讨意见，供读者参阅（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专家本人审阅）。
杨明副研究员（主持人，广东社科院海洋经济中心主任、新经济杂志社社长）：
发挥珠三角湾区城市群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中的龙头带动作用
2016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8号）》（简称《意见》），是将泛珠合作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后的实施意见。《意见》将泛珠三角区域定位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全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 “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区域和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先试区”。《意见》提出泛珠三角区域要“充分发挥广州、深圳在管理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方面的辐射带动和示范作用，与港澳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龙头，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带动中南、西南地区发展，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支撑带”。2016年5月21日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会议提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上述《意见》，把深化泛珠区域合作作为一项区域性重大发展战略来抓，深入研究制定广东省实施方案，推动泛珠区域合作深化、实化。2016年 12月9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加快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提出2017年启动珠三角湾区城市群等规划编制，将香港、澳门和珠三角9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肇庆）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这些举措充分说明，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既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的需要，也是粤港澳三地经济社会文化自身发展及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的新挑战新机遇。
珠三角湾区城市群要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关键是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港穗深三个经济中心城市发挥各自优势，协同、错位发展。金融业是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目前香港已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深圳也是国内区域金融中心，广州正在大力发展金融业。如果没有很好协调，就可能造成港穗深三地金融发展恶性竞争的不利局面。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发展，需要通过中央政府的安排，形成一个共同的协调治理机制，通过发挥香港已有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整合、协调、带领广州、深圳及澳门等城市的金融发展。
赵细康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共建粤港澳大湾区要提供覆盖不同制度区域的公共服务
我想粤港澳大湾区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但是这个地理空间因为实行“一国两制”，导致它们有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态。现在我们又想构建一个基于地理空间之上、就像刚才杨社长说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粤港澳就有了共同的发展诉求。我想大湾区应该是做出这样一个东西，在现有制度有差别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去建设一个有共同方向、共同行动的一个共同体。做成这样一个共同体，从学理上来讲，也就是说要提供一个覆盖不同制度区域的一个公共服务。这个话可能理性一点，比如说我们讲全球安全，全球安全涉及到各个国家。怎样在有核的情况下保证全球安全？所以为全球人提供安全的这个命题就是一个全球的公共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气侯变化，对所有人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全球的气侯也是全球不同制度不同国家共同的一个需求，这也是一个公共体。那么这样说下来粤港澳大湾区要做的事情是不是也应该归到这个理论的基点，就是怎样为这三个区域提供出一个公共品。我想理论上是不是可以沿这个思路往下走，刚才讲的提到制度不同，制度有差异，你要提供这个公共品怎么去解决？上个世纪80年代，英国当时掀起了一个新公共管理运动，撒切尔上台之后，他主要是对政府的架构做了反思。90年代美国出现了再造政府的运动，再造政府实际上对政府的职能角色进行了反思。在这两个大思潮的影响之下，90年代初期国际上就形成了政府治理的思想。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教授对政府治理研究非常多。他解决的就是跨区跨不同制度区域的公共品提供，或者说协作合作问题。我想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理念也是要做这个事情，你要共建道路，你要优质生活圈，你要共同保护水源，你要共同治安，跨境的很多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共服务的问题。研究跨区域公共服务的很有名的学者斯拉木认为，这种治理思想或说这种形态或者这种运动的出现是可以跟二战以后全球的民族国家的独立相提并论的。他认为二战以后各国相继摆脱殖民地，相继独立，在全球来说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是他认为同样二战之后与民族国家独立有同样地位的一个东西就是治理。如果说民族国家独立解决了的是一种自治的权力的话，治理就解决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合作问题。我们大湾区涉及到粤港澳，我想大家都有很好的诉求，甚至我们规划了很大的面积，如果落不了地，可能很重要的问题是对这种跨区域的合作涉及到的核心点在哪里，缺乏深思。我实际上讲治理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是不是有一点启发。斯拉木怎样来看待这个趋势，比如说治理他有三种趋势，第一种是民族国家把权力上缴，上缴给超国家的组织，如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气侯变化组织等各种国际组织。你要加入这种国际间的协约，意味着你要放弃某些权力，服从超国家的这些机构的领导，或者说你要服从它的规则。例如，遵从WTO的规则意味着国家在贸易方面就是没有某些权力的。第二是涉及到政府要把一些权力交给非政府的组织。第三个就是中央政府或者上一级政府要把权力交到下一级政府。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无论是在基础设施、金融、环保、教育、文化的合作，可能需要重新思考。过去政府发挥作用出面去干的事情，怎么样能够把这种权力让渡给这种超政府的这样一些机构来做。比如说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可能需要成立一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合作委员会。这个合作委员要能够取代三地政府的一些职能，不然这个事情就做不了。各种合作都要这样一套机制，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才能真正有一个起步，才能逐年渐进地来推进各项的建设。
冯邦彦教授（暨南大学特区及港澳经济研究所）：
共建粤港澳大湾区的四个关键问题
前几天我和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邱丽萍小姐的团队就粤港澳大湾区问题交换过意见。根据他们的关注，整个香港商界，特别是跨国公司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视。前几个月她带了个团队过来广东走访，要做一份很深入的研究报告。我当时也和他们交换了意见。因时间关系我谈几个问题：一个是大湾区的战略地位，第二个是它的优势，粤港澳要建立一个世界级大湾区的基本优势，第三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个关键内容，第四个是它面对的制约条件。
从战略地位来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是国家战略，成为十三五规划一个重要内容，成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构成部分，成为泛珠深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大湾区的地位在国家的相关文件上有那么几个表述，一个是叫做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要冲，一个是通往东南亚、南亚、中东、欧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必经之地，还有一个是国家经略南海的战略支点。如果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地位非常重要，它实际上是2008年国家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一个升级版。
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涉及到国家的对外战略、自贸区、“一带一路”等等。湾区概念在世界上已有纽约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东京大湾区等。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我看有几个方面：第一它是个开放型的经济结构，第二它是一个高效型的资源配置体系，第三个它有强大的集聚和外向这样的功能，第四是有发达的国际网络。因此粤港澳大湾区是要建设成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成为引领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增长极，创新的增长极。
粤港澳大湾区有什么优势呢？第一它的资源禀赋。它有漫长的海岸线，有整个区域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的积累，有三个全球十大港口，香港、深圳、广州港，它的区位优势非常之好，好在处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战略要冲，是世界最大的深水港等等。第二是它的经济总量。粤港澳大湾区四万多平方公里，六千万人口，它的经济总量GDP在2014年是1.4万亿元，对外贸易额是1.8万亿元，接近东京湾。从对外联系说，香港是国际著名的自由港，是国际联系欧美市场、东南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从澳门的地位来说，它和香港有一个错位，它和葡萄牙等葡语、拉丁语国家有很密切的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服务贸易。所以中央对澳门的定位是两个，一个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中国和葡语国家商贸合作的服务平台。从对外联系来说港澳刚好处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枢纽点。从内部来说，它的交通已经达到一个很发达的情况，它有三个全球性的港口，九纵三横的高速公路网、珠三角城际轻轨都正在建设完善中。珠江出海口，除了已通车多年的虎门大桥，港珠澳大桥、深中大桥都将建成通车。这表明它已具备进一步发展为世界级城市群的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因为它是港澳两个不同的关税区和中国大陆关税区的一个省，它这个关系里面一个很重要一点是各自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如何互补，如何形成一个错位发展和协调发展的体系。如果不能形成，那么就好像现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是前店后厂，现在前店后厂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然后是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实施，其成效也不理想。现在又升级到自贸区，就是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三个合作平台。所以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其实发展核心是它的产业的整合，产业的协调发展和错位发展。产业当然有很多方面，但是如果站在考虑香港澳门产业优势的角度来看，考虑到广东产业劣势的话，有四个方面，至少有三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金融、一个是贸易和物流、一个是科技创新产业、还有一个是旅游。特别是金融，广东是全国的第一经济大省，广东GDP占全国的八分之一，但是广东在转型向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业严重滞后。广东金融业占GDP的平均水平低于浙江、江苏、上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球经济发展首先是金融的发展，金融的带动。在这样的前提下，湾区要发展，金融业要发展，那么在金融业要发展核心，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发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带动珠三角、深圳、广州、甚至珠海、澳门来整合这个地区的金融业发展，形成一个大珠三角金融中心圈。
从2007年到现在，伦敦国际金融城报告每年发表两次排名，香港一直是在第三位，今年排名跌到第四位。那么从国际上的观点来说，香港是最有可能发展成为像欧洲的伦敦，美洲的纽约这样的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前提是它必须要和广东珠三角连成一体。这一点香港金融管理局是非常清楚的。如果香港能够依托深圳、广州这些珠三角地区发展，香港是非常有可能成为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是中国企业最成功的境外市场，它在资本市场、资产管理、人民币离岸中心方面是世界级的。
现在深圳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是百分之十四，在全球的排名达到了22位，所以深圳和香港其实是可以错位发展。深圳现在最大的优势是有两条，它有A股主版市场、中小企业版市场、创业版市场，这是一条。第二条是深圳的私募基金、创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非常发达。在这样的前提下，深圳是有可能发展成中国的风险投资中心和中国的纳斯达克市场。广州最大的缺陷是没有资本市场，但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终于等到中央批准在广州南沙自贸区内成立一个碳排放权的商品期货交易所。广州的优势是它的银行业。现在澳门和珠海横琴做特色金融，即做融资租赁，债券市场资产管理等。第二个就是物流。比如说广州南沙其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航运物流的一个重要节点，香港现在是一个全球性供应链管理中心，所以在这一区域的五大机场、三大港口如何去整合物流是第二个重要内容。第三个重要内容就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现在是广东省“十三五”创新驱动重要战略。我看珠三角以深圳为核心，是全国最有条件发展成为硅谷这样的创新中心。整合金融、物流贸易、科技创新、旅游合作在三地的产业整合和协调发展，这是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很重要的内容。
叶农教授（暨南大学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粤港澳要加强相互理解
粤港澳之间的相互交流有一个现象，就是都有点互相防备。澳门有一个发电厂叫CAN，在澳门最繁华的街区保留了一个厂房，他们叫备用厂房。我问过他们为什么要保留，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防范珠海哪一天不给他们供电的时候自己重新发电。澳门地域太小，谈判横琴项目问题，澳门主要是想怎么多拿地，如何落实投资考虑较少，珠海感到很难理解。
内地跟香港的关系不管是邻居还是兄弟，相互尊重都是基本。最近两年，香港出现了我们很不愿看到的问题，那就是本土主义泛滥。譬如大陆居民去买东西，被认为是蝗虫，在港英政府时期被称为阿灿、表叔，带着对内地居民蔑视的心理。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严重性就日益体现出来。香港本土主义是怎么开始兴起到泛滥的？严格来说，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并不存在任何本土主义，真正的香港本土居民是很少的，极少数的。据英国人统计，他们刚占领香港的时候，香港一共才五千多人，那才是真正的本土人，但是现在已经七百万，人口扩大了1400倍。所以香港并没有真正的本土人，香港的所有居民都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从匆匆过客到定居者，不但中国人是匆匆过客，英国人也是匆匆过客。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香港居民绝大部分的时候男性绝对多于女性的，这就是香港这个匆匆过客城市的极端的表现，所有人的都想来捞一把就走人。
香港本土主义泛滥的前提是，香港已经从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变成了一个创利者的天堂。大家开始都是冒险者，都是捞一笔才走的，到后来香港工业兴起之后，工业化之后，香港变成了一个创业者的天堂。我们津津乐道的李嘉诚、包玉刚这些人其实都是华人在香港创业成功的一个标志。对英国人来说，他们对香港的本土主义也有一个逐步认识、培养转变观念的一个过程。英国人很清楚香港是一个借来的地方，是用借来的时间发展起来的一个城市。香港回归近二十年来，随着广东经济总量超过香港越来越多，两地居民交流时的心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所以说，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三地间加强相互理解是最重要的。
廖伟阳会长（广东省广府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会）：
把广府文化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
岭南文化是粤港澳三个省区的主流文化，也就是同声同气的广府文化。广府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华人社团里面占了主导的地位，目前我们能够接触了解的有四百九十个社团，我们不断去联系，特别对新一代的社团接班人，在文化交流和经贸交流相互促进的方面，请进来走出去。
我觉得任何一个区域也好，一个平台也好，他的聚集力和他的辐射力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大湾区有没有大湾区的文化，当然这个大湾区融汇了我们岭南三大主要文化广府、客家和潮汕。我们最主要的是以语言为载体，广府话、客家话、潮汕话是占主导的，无论是和英文、葡语相比。从历史的发展到现在，除了我们本土，所谓土著加中原再加外来的，西方也好，文化是融合发展而成的，广府文化包容性和兼容性比较高。
我认为无论是建立大湾区这个平台也好，一个组织形态也好，文化要摆第一位。譬如香港澳门要树立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可能单靠澳门搞不定，单靠香港也搞不定，要靠粤港澳交流合作。
广府文化在这个大湾区共建中有几个很重要的作用。第一个是我们广府人这个群体，从历史上到现在都应该说比较优秀。广府文化在大湾区内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广府话在世界认同的程度。联合国对那么多成员国里面唯一一个国家能够承认有两个语言，一个是汉语和一个是广东话，这是我们群体的优秀。在世界范围里，广府文化很有基础，是一个重要力量。
黄志勇教授（暨南大学法学院成人教育中心主任）：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的法制合作体系
我着重说两个方面，第一是粤港澳法制现状的突出问题。现在的法制现状是什么？是一国两制三个独立的法律体系，一国两制这个不用解释，大家都清楚，三个独特的法律体系就是香港、澳门和广东，这三个地方的法律体系是完全不同的。三套不同的法制体系相互之间是没有法律的管辖权的，相互之间法律是完全不同的，香港是英美普通法，澳门是葡萄牙的法制译成中文而已，广东是我们内地的法律制度。三个地方的法律体系不同，各自法院之间没有相互配合和管辖权，又还没有一个可以共同管辖这三个不同法律区域的更高上层的法制来管，就是说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是没办法管香港的终审法院和澳门的终审法院。这个现状就造成了如下几个突出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司法合作存在着巨大的障碍，香港的法院，广东的法院，澳门的法院，他们的判决书在各地是不被互相承认法律效力的。如果粤港澳企业之间进行贸易，如果哪一方发生违反合约发生法律纠纷，究竟选择香港起诉还是在澳门起诉还是在内地的法院起诉？不管在哪里起诉，你得到的的判决书在其他两个法院是得不到法律效力的认可的，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司法合作存在巨大障碍。第二个就是区际法律冲突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就是香港、澳门和广东是三个不同区域的法律冲突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第三个问题就是三地之间的法律传统和法制观念差异巨大，相对来说香港的法制比较健全，他的法律意识比我们内地甚至是澳门都要强一些。我们正在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内地存在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你在任广州市市长的时候，你招商引资把我引进来了，我签订了很多以政府的名义合作的协议，但一旦你离任了，后面的市长就不一定认可。这是国外的投资者、包括我国香港特区的一些企业家们的很大担忧。我觉得这三个是比较重要的问题。
接下来我讲第二个方面，就是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法制体系的几点对策。我认为第一就是要在立法上突破，由全国人大来牵头建立区际冲突法律，要立法。香港回归已近20年，澳门回归也已经18年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一直没有解决这个法律冲突，就是因为没有区际法律冲突法。立法方面全国人大是有主动权的，可以制订一个区际冲突法来解这种法律冲突。第二，要加强三个地方的司法机关解决纠纷的合作机制。现在三个地方的法院、检察院包括公安机关有时会对某一个案子临时进行一些合作，但并没有形成制度。比如出现了非常大的刑事案件，公安机关会协作抓这个逃犯，但真正的机制并不是靠每个个案来这样做的，是靠建立一套机制。另外法院和法院之间，作为一个国家，不能够不相互承认各自的判决书效力，比如香港人在内地涉嫌合同诈骗，跑回香港，广东判了他要赔，拿判决书跑到香港去，香港不给你执行也没有办法，像这些问题不解决不行。第三个建议就要冲破时空限制，建立比较完备的仲裁机制。这个问题现在有一定进展，广州仲裁委员会在南沙搞了一个国际仲裁平台，这个仲裁是全世界都可以承认的。法院的判决是一个司法判决的公权力，他跟国家的意识形态有比较密切的联系。所以，我觉得应该冲破时空的限制，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仲裁机构。将来粤港澳三地的企业合作可以在解决纠纷的条款中写上如果发生纠纷就到广州南沙等地的国际仲裁平台上进行仲裁，一旦仲裁，三地就要承认仲裁的法律效力。
潘启亮处长（暨南大学社会科学处）：
构建大湾区要多学科的投入
我们暨大今天来了五六位老师，有经济的有法律的有历史文化的有金融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不管是研究“一带一路”，还是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一点是要多学科参与。
刚刚叶教授郑教授都讲现在内地跟香港有相互之间的不理解、不认同，原因可能在于我们现在的研究是有一些割裂的。可能我们更多是从经济去讲一个趋势，如果从政治层面来讲，我们更多的又是讲一个现状，很少把这些都结合起来研究。特别是叶教授从历史文化层面讲，很多东西应该是可以溯本追源的。如1967年那个事件，之前的香港人是不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他会不会因为与大陆之间有什么矛盾，所以造成本土主义的生长？其实正是因为我们在现在有关香港的研究或者澳门的研究，恰恰缺少了对历史的关注，而只对现状，就是出现了问题之后应该怎么办？但这个怎么办并没有从历史上很好的去把握根本。
暨南大学一直都是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所以一直以来就为华侨服务，为港澳服务。我们的四万多学生里面，大概有一万两千多来自港澳台，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知道为什么香港的问题相对大一点，而这个澳门的问题要少一些。因为澳门85%的公务员是暨南大学是培养的，90%的医生是暨南大学的医学院培养的，就这两个数据，我们就基本上可以确保澳门的问题绝对不会发展成香港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占中”的时候，暨南大学的香港学生大概是三千左右，刚好那个时候是假期回去过元旦，但只有一个学生去参加了“占中”，他还不是主动去参加，只是路过。我想说如果是暨南大学在为香港培养的管理人才或者高精英人才，他有培养澳门学生相同的数量的话，我想这个也就不是大问题了。
所以我们说“一带一路”里边的五通，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连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实我觉得最容易做到的就是设施连通、资金融通还有贸易畅通，比较难的就刚才各位老师讲到的、障碍非常多一点的就是政策沟通这一个层面。虽然有粤港粤澳联席会，但是这只是一个通报情况的。对决策性的东西，其实是没有的。对于政策，只是一个协商机制而不是一个决策机制。另外更重要的是民心相通，我觉得这点做到了我们所有的障碍都会迎刃而解。我理解，这就是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一带一路”时特别加了一段说要发挥六千五百万华侨华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原因所在。所以大湾区要构建成立的话，我觉得一个是要多学科共同投入，另外一个民心相通非常重要。
李子彪研究员（广东省市场促进会名誉会长，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社科院原党组书记）：
大湾区建设是粤港澳再次崛起的引擎
今天整个讨论会，时间不是很长但我就觉得内容非常丰富，各方面的专家也发了言，水平很高，我本人受到很大启发。我下面讲的就是受启发后的三个观点。
第一点是要从中国迎接经济危机挑战的系统工程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从这个高度来看，不用讳言，现在中国经济的挑战非常严重，危机也是存在的。我们一直在议论，包括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谈到汇率变化问题， 如今年5万美元的指标还有十多天换不换？从一个情况看，我们当前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很严重，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是有一套战略措施来处理这个事情。我跟杨明也是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们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的经济问题，应该是会解决好，会越来越好。我们分析这个系统工程，包括哪些内容？我的理解，从这几年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是很重要的带有国际性的战略性的工程。同时，我们看到中央又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带一路”我理解就是从中国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的角度来提出这个战略。那么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角度，我理解为国内经济改革问题，再加上提出工匠精神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些就是党中央国务院解决我们当前经济问题的一系列措施的一个系统工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理解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性。大湾区建设好，世界性城市群建设好，就完成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任务。
回过头来讲，为什么我提的这几个内容是目前解决经济挑战和经济危机的问题？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结构性改革他无非是解决一个有效供给与一个有效需求的结合问题，为什么我们很多产品是国内生产，但到了日本，我们的同胞们又都买回来？国内卖的产品大家都不想买，这是个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产品需求的关系在里面，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文化内的因素，有些受品牌影响，认为国外的东西肯定好，国外生产带回来，或者因为出国总要带一些礼品。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关键我们觉得很多国内生产的产品达不到我们的质量要求。一方面产能过剩卖不出去，另一方面大家想买一些东西跑到国外去买。如果说粗枝大叶生产产品你不想买，用工匠精神来制造一个产品，你买不买，你肯定买。所以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放在这几个方面来看我觉得非常重要。
第二个我讲区域合作发展问题。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粤港澳再次崛起的引擎。从全国来讲，这几年我们对经济持续增长可能都感到没有信心了。怎么广东原来发展那么快，香港发展那么好，现在感觉好象落后了。虽然还有潜力，但感觉到没有信心，现在中央给你一个办法，提供一个蓝图给你，你能不能按照这个想法，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好？整合出一个世界性的城市群。做完这个工作粤港澳肯定又排头了，对整个广东拉动是很大的。广东GDP占全国八分一，那你保持了这发动机，全国的经济发展就上去。所以中央是有这个想法，你原来发展得很好，我给你一个新的蓝图，你能不能利用这个契机，把他发展得更好。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认识到重要性，如果我们深刻理解这个事情，应该把他做得更好，落实得更好。
第三个观点就是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蓝图，必须严谨协调、精心治理。他给你画这个饼，而且这饼画出来大家同不同意都是个问题，饼能够从画出来到变成吃的饼怎么变，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非常同意我们赵副院长说的，这个是关键问题，前面两个我是说了很重要，从全国来讲很重要，从全省来讲很重要，但是重要是一个蓝图一个理想的东西，要变成现实的东西，需要我们严谨的协调和精心治理。
首先我非常赞成赵副院长讲的，确实要有一个超级治理机构来领导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看能不能成立，可以建议省政府向国务院建议，要我建这个大湾区，如果没有能够协调真正发力的机构来统筹的话，广东省说了香港会听吗，香港说了澳门会听吗，一定要有一个权威机构。第二要有理解与共识，没有理解没有共识的话不可能。因为这个大湾区涉及到经济利益问题。你搞大湾区那么多经济利益，我搞没有多少经济利益，我应该多少，你应该多少，有一个共识，当然需要协调这个共识。另外又有政治因素，这个政治因素怎么样来控制，怎么样来摆平。还有文化问题，虽然我说刚才讲了可用广府文化来推动，但实际上不单单只是广府文化，文化里面的关系非常复杂。有冲突怎么解决？还有历史的范畴，因为历史把我们广东、香港、澳门分离了那么久，那么他涉及的很多范畴怎么突破？这些问题的理解，一个共识很重要。这个工作难度很大，但如果决心要做，我看不是没有办法。第三，要实施这个蓝图，一定要厘定分工合作的重点。比如说一个专业委员会一个分工，先做什么不做什么，要一步一步推进。刚才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讲法律，我非常同意。一定要有法律，只有法律和法制才能够把很多分歧解决好，才能制定大家都共同遵守的规定，大家围绕这个饼把它做大。
其实我的发言都是听完大家发言后的想法，总结一下应该是上述三方面。从国家层面的重要性和粤港澳三地局部发展的重要性出发的思考。但是重要性不能空谈。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最后你要落地的话一定想个办法有个具体的设计、规划。
（文/新经济杂志社社长杨明 南方新闻网记者陈诗洋 图/彭穗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