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漏勺效应 重点在约束个体

　　防范医院方面的过度花费和欺诈式花费医保金的行为，要比防止个人过度花费和欺诈式花费难度大得多。

　　本报报道，上周五，市社会保障局邀请社会管理、医保管理、医学等方面的专家以及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参加定点医院分级的评审工作。社保部门透露，今年11月份将公布我市第一批A级定点医院名单，未来更多的社保资源将向级别高的医院倾斜。

　　在制度设计的意义上，无论是东莞早已实行的社保资源的总量控制，还是将要实行的社保定点医院评级，都在于规范医院使用医保金的行为，防范医保金漏勺效应的出现和可能引发的医保金入不敷出的风险。而更多地采用欧美国家成熟的工具，把防范的重点转向个人，让医生和患者承担违规的责任，或许是更有效率的路径。

　　上个世纪90年代，几乎在医保制度开始实施的同时，我们就开始忧虑医保金的漏勺效应风险，而由于医保金与财政兜底的挂钩关系，医保金的风险也可能延伸导致财政风险。欧洲高福利国家的教训就是前车之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许多国家因社保金亏空等积累的财政危机也随之爆发，欧洲国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过一劫。

　　医保金具有公共性质，是所有人可有条件使用的资源，而其花费过程又具有高度的私人性，医保金的使用，是可以为相关各方带来利益的，医院和患者都具有过度使用医保金的天然倾向。公共性和私人性的结合，让医保金出现漏勺效应的几率大大增加，因此，如何防范和约束相关各方过度花费的行为，阻止医保金漏勺效应风险，就成为医保制度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欧美国家，防止患者过度花费和欺诈式花费的制度工具之一，是个人信用评价制度。如果患者过度花费特别是欺诈式花费医保金，那么，这一劣行无疑会加入到个人信用记录之中，从而降低个人信用等级，而在欧美国家，个人信用记录几乎与个人其他行为挂钩，信用等级记录过低，几乎所有行为都因诚信缺失而受到限制。在信用记录时时发挥作用的欧美社会，滥用医保金的拙劣行为得不偿失，限制了个人过度花费和欺诈式花费的可能性。

　　防范医院方面的过度花费和欺诈式花费医保金的行为，要比防止个人过度花费和欺诈式花费难度大得多。诊治是一个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行为，医生掌握了较大的控制权，比如，用哪种药采用何种治疗技术，几乎都由医生专断。在美国，私有化的保险机构会组建具有专业背景的医保师定期抽查审核医生的诊治文件，如果发现数个病例异常，那么，就会全面调查这个医生几年内所有的记录，一旦发现违规的情况，那么，这个医生就将被列入禁止使用医保金的黑名单。在全民医保的美国，禁止使用医保金，就相当剥夺医生行医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