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内20万干部入新疆基层 表现优秀干部提拔重用
住村工作组入户走访
【特别报道】《中国 经济 周刊》记者深入南疆
探访新疆“访惠聚”：20万机关干部的下乡住村路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曹煦 | 新疆阿克苏报道
2015年的十一，“处长”龙明姬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依麻木乡汉代克吉然村度过的。
这里距离他平日工作生活的乌鲁木齐，还有1100公里。在新疆28年，50岁的龙明姬第一次在新疆的农村度过国庆假期。
他在乌鲁木齐的身份是新疆党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他在汉代克吉然村的身份是住村工作组组长，也是目前新疆“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活动中驻守在全疆各地农村的74000名机关干部中的一员。
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在乌鲁木齐的新疆人民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俞正声发表讲话：“要夯实基层基础，加强基层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服务群众、维护稳定、反对分裂的坚强战斗堡垒。”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发言时说：“深入开展‘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紧紧团结和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确保了新疆社会大局稳定和祖国西北边疆安全。”
带领村干部在村委会会议室收看直播的龙明姬，把这些话记在了住村日记本上，住村7个多月的他愈发清楚这些话背后的内容和分量。
汉代克吉然村村支部副书记哈尼克孜(中)和村干部研究工作。
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宗教人员等组成的“十支队伍”参与抗洪抢险。
“访惠聚”活动：三年内20万名干部进驻新疆基层；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干部提拔重用
2013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题听取了新疆工作汇报，研究和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新疆工作。一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新疆工作做出重要批示。在此背景下，2014年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决定，以争取人心、做好群众工作为统领，以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谐为重点，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切入点，开展“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
“一竿子”贯彻到底，“一揽子”落实到位，直接与最基层实现无缝对接。2014年3月5日，新疆各级机关首批11129个工作组、74759名干部奔赴天山南北，其中区直和中央驻疆单位工作组近500个、3000多人；各地州市、县市区工作组1万多个、7万多人；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组30多个、100多人。
一场历时3年，涉及20万名干部深入基层的“访惠聚”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2015年2月28日，第二批“访惠聚”人员下乡活动开启，又有74000多名干部深入基层。
在张春贤看来，“访惠聚”活动既是新疆过去下基层工作的延续，又是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创新。“这是具有新疆特色的教育实践活动，是促进新疆科学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夯实基础、长治久安的重大治本之策。”
与新疆以往开展的干部下基层活动相比，“访惠聚”活动的力度和广度都属空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办公室主任、住乌什县依麻木乡工作组总领队许小宁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住村干部吃住在村、工作在村，三个月休假一次，每批住村一年，三年不间断。
“自治区、地州市、县市区各级党政机关部门单位，除一把手外，每名干部都要住村工作一年。全疆包括行政村、国有农林牧场村队、重点社区在内的一万多个基层单位，工作组全部覆盖。”许小宁介绍说，阿克苏、喀什、和田、克州等南疆四地州的重点复杂村和基层组织建设后进村，由区直机关部门和中央驻疆单位直接帮扶。
关于工作组的使命，官方定调为“六项任务”：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宗教和谐、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强化基层基础，以及三项“重点工作”：加强基层组织、推进“去极端化”、做好群众工作。
除以上这些“必选动作”外，维稳工作是“重中之重”。“各级‘访惠聚’工作组要把维稳作为第一责任，坚决防止暴恐案件发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韩勇在“访惠聚”活动推进会上明确指出，“强化稳定是第一任务，强化‘100-1=0’的理念。”
与此同时，新疆的主政者将“访惠聚”视为“历练干部的磨刀石”。截至2015年8月，全疆分6批共提拔重用“访惠聚”活动表现突出的优秀干部3067名，其中厅级干部174名，处级干部993名，科级1900名。
“这是组织对在‘访惠聚’三民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干部的肯定、信任和重用。”张春贤在与提拔重用“访惠聚”活动优秀干部集体谈话时说。
住村干部：“村官也需要家国情怀”；“听到老乡说一句‘你们做了很多事，亚克西，就知足了”
建章立制、村务公开；与村干部座谈、与宗教人士交流、走访村民；主动参加村民红白喜事，给村民照全家福，慰问困难群众；组织农技、医疗专家下乡，开展不同主题的宣传教育……这些看似平常的工作却给住村的机关干部一些不平常的感受。
“在村里做事，也需要一些家国情怀才能做好。”从乌鲁木齐 健康 路2号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到“六山三滩一分地”的乌什县农村，龙明姬最大的感触是：“有的政策制定者不了解实际情况；有的好政策最后难落地。”
新疆组织部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主任、住铁提尔村工作组组长罗彦林对记者说：“下来后体会到新疆的许多问题，根子在思想、在心里。只有交了心，才能吐真言，才能察实情，才能了解真问题。”
“维吾尔老乡很实在，他不会听你说得多么动听，而是看你是否真的对他好，让他在发展中得到实惠。” 自治区林业厅政治部主任、住宫乡村工作组组长彭晓明对记者说，“回机关后工作的重点就是结合住村时了解的情况，解决基层重难点问题。”
一位不愿具名的住村干部向记者诉说了他的“矛盾”：如果长期在基层不回去，会让人觉得原先在机关好像没干什么工作，“离开这么久也没影响”；如果草草结束住村，村里的长效工作机制又还没有形成，“有一些工作可能会半途而废”。
从乌鲁木齐的区直机关来到南疆边陲成为“村官”，工作组也在克服家属的牵挂、妻儿的不舍以及自身的忐忑。汉代克吉然村住村工作组副组长杨爽的爱人每天要给他打一个电话，“担心我在这边的安危，他们总觉得这里不太平。”龙明姬在住村期间经历了丧母之痛，他远在湖南湘西的母亲去世，办完后事的第二天他又返回了汉代克吉然村。
住汉代克吉然村的任期还有几个月就要结束了，工作组还有很多设想没有完成：在村里成立乡国语小学分校、建立村巴扎……龙明姬说，“我希望我们走的时候，老乡们能对工作组说一句‘你们做了很多事，亚克西’，这一年就知足了。”
艾力·奥斯曼的蔬菜大棚
南疆村民“艾力·大棚”：工作组的帮扶方式“接地气”
长期研究新疆问题的中央党校教授徐平认为，少数民族农民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发家致富问题，“解决好老乡们的生产生活困难，多方面帮助他们拓宽增收渠道，才能团结绝大多数群众，最大限度地压缩‘三股势力’在南疆农村的生存空间。”
艾力·大棚真名叫艾力·奥斯曼，他是汉代克吉然村1113人中唯一种蔬菜大棚的人，村民们给他取了个“艾力·大棚”的外号。
工作组成员艾合买提江告诉记者，种大棚蔬菜，一方面要有技术，另一方面劳动强度非常大。仅后一条，就让大多数老乡望而却步。
艾力·大棚成为村里的开先河者，经历颇为曲折。两年前，他了解到乌什县城郊有一个蔬菜大队，通过种大棚蔬菜都富裕了。当时还没有“大棚”绰号的艾力·奥斯曼登门请教，求了10多家棚主也没有人答应教他。他没有气馁，从家里带了些土鸡蛋，买了两条香烟送给种大棚蔬菜的回族老乡，软磨硬泡后终于打动了对方，获得了“无偿”打工几个月的机会。
三个月后，艾力·奥斯曼回到村里，凑了6.5万元钱，盖起了全村第一座蔬菜大棚。2014年，他第一次种大棚蔬菜便收入1.4万元钱。尝到甜头的艾力·大棚在今年初又凑了3万块钱，第一批住村工作组扶持了他2万元，盖起了第二座大棚。因为资金不足，棚顶上的“棉被”还没有买。开春以后，他在两个大棚同时种上了西红柿、小白菜等蔬菜。
此外，他家还有30亩耕地(包含6亩核桃树)、3头牛、31只羊、20多只鸡，收入原本在村里属于“金字塔顶部”。可是去年艾力的妻子从羊圈上摔下来造成腰椎等三处骨裂，花去了数万元医疗费用，而且再不能干重体力活。女儿出嫁、儿子去阿克苏读书后，艾力·大棚成为了这个家庭唯一的劳动力。
艾合买提江介绍，像艾力这样“因病返贫”的情况在南疆农村非常有代表性。所以即使在古尔邦节这样的节日，男主人依然在劳作的情形也就不难理解。
艾力·大棚说，之前他的蔬菜都是自己拿到乡里的巴扎上去卖，收入很不稳定。工作组得知情况后，为他联系了县城的一家单位食堂，定点供应了一段时间的蔬菜。当记者问他能否联系几个酒店、饭馆长期供货时，艾力·大棚略带苦涩地说：“语言不通，也没有熟人，去联系也没有用。”
龙明姬对艾力·大棚表示：“你的第二座大棚还没有‘棉被’，工作组可以给你一定扶持，但前提是你必须教会5户以上村民种植大棚蔬菜。”艾力·大棚从炕上跳着站起来，右掌贴近胸前，一个劲地说“热合买提”(维语“谢谢”之意)，表示一定会把自己的种菜技术毫不保留地教给老乡们。
南疆少年东游记：“这一代更懂得多元与包容、联合与团结”
“第一次走出乌什、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和其他的小伙伴一起单独生活，是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2015年7月，对汉代克吉然村的三年级小学生布海里且木·艾力来说，显然会长久铭记。
在此之前，龙明姬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前期的入户走访，了解到很多孩子都没有走出过乌什县，很多孩子想去看看天安门升旗、长城和东方明珠。
7月8日，来自依麻木乡6个村的20名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维吾尔族小学生，第一次坐上飞机，赴上海和北京参观学习。这其中女生就占了15名。带队老师艾合买提江说：“教育一个女孩等于教育一个家庭，另一方面他们长大后，女孩子出远门的机会将更少。”
一切都是新鲜的。“承包”孩子们沪上之行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刘哲昕教授，在接到孩子们当晚的“朋友圈”中说：“吃饭的时候，孩子们不会吃自助餐，拿了个小碟子，装了点玉米，就不知道该装什么了。住进房间时更是状况百出，我得一个一个房间地教过去，刷卡，开门，热水，冷水，毛巾，淋浴……”在北京，布海里且木·艾力这样写道：“今天坐了一趟地铁，到家乐福超市购了物，真正体验了一把城市人的生活。”
7月17日，孩子们乘上西行的列车，启程返家。布海里且木·艾力写道：去的时候，我们每人只带了一个小书包。返回的时候，每个人多了3个新书包，每个书包都装得满满的，这是好心人对我们的深情厚谊。13岁的祖丽皮耶姆说，通过这次参观活动她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学会了怎样做人。“我长大后一定会到北京、上海来上学。”
在中央党校徐平教授看来，如今新疆的孩子们有了比他们的祖辈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去接触更加多元的文化。“而这一代更加懂得多元与包容、联合与团结的人，他们的未来值得期待。”
住村干部的工作报告：基层组织建设的破题关键是人、财、作风
今年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稳定工作做出重要批示：坚定不移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反对国家分裂的坚强战斗堡垒。3月28日，张春贤表示，要把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作为衡量“访惠聚”成效的重要标准。
作为最接地气的基层组织建设者们，“村官”们如何看待新疆基层组织建设的破题关键？
“加强村级组织建设的核心问题是选好村党支部书记。”多年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的住村工作组组长龙明姬说。
他以某个村为例分析说，自2001年至今，先后有4名农民党员和1名大学生村官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但不同程度地都存在一些多吃多占、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等问题，群众意见比较大。该村的一位村干部也对记者说：“这是我们村成为一个落后村、老大难村的重要原因。连乡里的干部以前都不愿意到村里来。”
龙明姬在对依麻木乡16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干部这两个群体进行分析后认为，“凡是比较强势、工作开展比较主动的村党支部书记，基本上都是家族势力比较大的。而为了得到家族的支持，他们又必须在各方面对家族给予照顾。个别的甚至发展成为农村黑恶势力”，而“家族势单力薄的，如果自身能力又不够过硬，一是干不长，二是工作推不动”。
中央党校教授徐平向记者表示：当前南疆农村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农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远远不是一个农民党员的素质和能力所能承担的。许小宁则告诉记者他下乡后一直在探讨的命题：一个农民党员，如果有能力在南疆农村承担这么大的社会政治责任，能否转成国家干部？
龙明姬最近写了一份工作报告，他建议：对南疆四地州的重点村，应实行村党支部书记公职化，由家不在本地的国家干部担任。事实上龙明姬的同事、同样来自组织部的第一批住村干部库尔班·阿不都克里木，就主动留下继续住村并亲自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发挥了他熟悉南疆农村、懂双语的优势，汉代克吉然村这个后进村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明显好转。
在村里的两次民主测评中，库尔班的优秀票都是全票。有多名群众对他反馈的意见是“村里已经发生了从来没有过的变化”、“希望他留在村里再干5年”。
财务管理，是村级事务管理的另一核心问题。记者了解到，目前新疆农村普遍实行了“村财乡管县监督”的制度。但制度似乎并没有筑牢约束的篱笆，以记者所在的依麻木乡为例，16个村里已有4名原任和在任村党支部书记因政治、经济问题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其他多名村党支部书记也已经和正在接受纪检部门调查。
一位住村干部向记者表示：“县监督”其实是一句空话，乡农经站对村级财务的管理，也只能审核每一笔支出的程序、签字是否齐全，至于这笔开支是否存在“猫腻”，则不可能都去核实。
如何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村账”经得起时间和群众的检验，龙明姬在他的报告中提出建议：“一是每笔开支都要由村‘两委‘会议集体研究决定；二是成立一个由不同家族、各个层面7至9名村民参加的村级财务监督小组，每笔开支都要由所有监督小组成员签字确认；三是每笔开支都要向全体村民公示。”
记者在依麻木乡多个村走访中了解到，村干部腐败问题虽然很“小”，但很普遍，比如自己家属不出义务工甚至让其他村民给自家地里干“义务工”，给自家人安排低保，多开几百元的发票等。这些问题不仅“小”到引不起上级纪检部门的重视，而且即使查处了，往往由于“情节太轻”大多是批评、退赔了事。龙明姬说：“这导致一些村干部在多吃多占问题上无所顾忌、肆无忌惮。而由于村干部直接面对群众，群众对这些‘小腐败’看在眼里，意见很大。”
在徐平教授看来，村干部腐败问题是影响基层组织建设、破坏党群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应引起足够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