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在台老兵口述抗战故事
新华网台北7月6日电(记者陈君 刘刚)今年7月7日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台湾全球华人纪念抗日协会6日在台北举办抗战歌曲合唱比赛,试图唤起台湾民众对这段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历史的记忆。
纪念会上,数十位抗战老兵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虽垂垂老矣,但提起当年浴血保家卫国的历史,仿佛又梦回吹角连营。新华社驻台记者采访了其中几位长者,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抗战故事,以及被战争改变的命运走向。
洪士卿:难忘抗战胜利那晚的鞭炮声
年龄:98岁。籍贯:浙江宁波。
回忆起77年前的7月7日,属龙的洪士卿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正在南京防空学校学习操作高射炮。卢沟桥的枪声一响,书再也念不下去了,上战场保家卫国是早晚的事。很快,他就和同学们被编入高射炮兵第41团,他所在的连在南京接收了金陵兵工厂制造的6挺高射重机枪就开赴河南前线,守卫郑州黄河大桥。
“我们的重机枪射高只有1000公尺(米),够不着日本的飞机,只能干着急。”洪士卿说,好在没过多久,部队开往武昌,就地换装德国37毫米高射炮,“射程超过8000公尺”,真是“鸟枪换炮”。
随后部队沿长江一路南下,当年8月进驻杭州,守卫刚建成不久的钱塘江大桥,防御日机轰炸。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机空袭杭州,洪士卿等操作高射炮猛烈射击。
“敌机不敢低飞,随意抛掷的炸弹落在江中,大桥未被炸中,很多鱼却被炸晕漂上江面。”老人得意地说,以后只要日机来轰炸,部队就有鱼可捡、有鱼可吃,大桥却一直安然无恙。
1937年底,杭州沦陷,洪士卿随部队一路撤退至江西南昌。第二年3月28日上午,已经升为炮长的洪士卿接到前方敌情通报,9架日机由景德镇方向一路向南直奔南昌。各高射炮马上严阵以待,不到十分钟就听见天上隆隆机声,眼看敌机呼啸俯冲而下,逐渐进入高射炮有效射程。
“预备——放!连续发射!”洪士卿一声令下,炮手踩下射击踏板,顿时炮声大作,连炮管都打红了。在望远镜里,他发现一架敌机被炮弹击中冒出烟雾,急速下坠,于生米镇附近触地爆炸。此时,在防空洞内避难的南昌民众纷纷跑出洞外拍手叫好。战斗结束后,前来慰劳的民众络绎不绝,当地报纸也盛赞他们为“神炮手”。
老人说,这是他一生中打得最高兴的一仗,想想高兴的事就不会多想牺牲的弟兄。“我们炮兵不在最前线,已经算命好的了,打死了还能有块泥巴盖起来……”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那天,洪士卿正驻守在湖北宜昌。邻居是无线电台长,所以他第一时间得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喜极欲狂的他马上让勤务兵买来鞭炮燃放庆贺。洪士卿说,那一晚,宜昌的鞭炮声就没停过。
宜昌还有一点让洪士卿终生难忘,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相伴一生的爱侣,并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如今,他在台湾的一家人已是四世同堂。
罗怀德:入伍同乡今何在
年龄:93岁。籍贯:安徽蒙城。
如果没有抗战,罗怀德可能一辈子在家务农。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16岁的农家子弟罗怀德就在安徽蚌埠报名参军。一同入伍的老乡一共6个人,都是懵懵懂懂的少年,想法只有一个,就是“扛枪打鬼子”。
罗怀德被分配到陆军第三师骑兵连当了一名养马兵,没能马上实现打鬼子的愿望,另外5个弟兄则进了一线的步兵连队。
初经战阵就是赫赫有名的台儿庄会战,不过罗怀德还是没有机会与日军干上一仗。随后,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进攻,第三师的部队从徐州一路败退到长江南岸的湖北咸宁休整补充,接着又撤往江西九江。
骑兵过了长江,进入水网密布的江南就没用了用武之地。他所在的骑兵连被改编为“战车防御炮连”,装备进口的47毫米战车防御炮(反坦克炮)。老人比出大拇指说:“当时这在全军都是独一份。”
换上了新装备,仗自然越打越多,罗怀德跟着部队守过湘西,战过澧县,也为衡阳之战解过围,但印象最深的还是1942年5月中旬开始的浙赣会战。当时老人驻守在浙江兰溪一带,守卫老城东门,与日军隔江相望,只见日军一侧江面上的船只密密麻麻、往来不断。
坚守到5月底,中国军队放弃兰溪,撤往福建建瓯等地。罗怀德等作为后卫,掩护大部队撤退。为了防备日军袭击,他们专拣山路走,小心翼翼与山下的日军保持距离,大气也不敢出一声。老人说:“鬼子装备精良,我们手里的 汉阳造 哪比得上他们。”
抗战胜利那天,罗怀德留守在后方,并不在前线部队里。因为营长的太太要生孩子,他和另外两个勤务兵被营长留下帮忙照顾家小,但满城欢笑之声令他难以忘怀。
如今,罗怀德也已是儿孙满堂,两个重孙子也都大学毕业。回想起当初一起在蚌埠入伍的5个兄弟,老人说,他们就此一别,再也没有见过面,“大概他们都战死在前线了吧”。
罗怀德说,现在台湾很少有人会提起抗战的事情了,但抗战的精神不能忘记。
耿道斌:15岁就弃笔从戎的娃娃兵
年龄:92岁。籍贯:江苏徐州。
对于耿道斌来说,人生第一个震撼就是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年不满15周岁的他正在徐州读初中一年级。
转年1月,学校停课解散,无书可读、无路可去的耿道斌弃笔从戎,投入李宗仁的麾下。因为是个娃娃兵,耿道斌先是编入“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集训学习,从事抗日宣传、组织、服务工作。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耿道斌辗转多地,后加入陆军第八军游击司令部,驻守海州(连云港)云台山,而后又编入“两淮税警总团”,一直在苏北一带进行敌后战斗。
谈起与日军正面遭遇,耿道斌说,1939年,1000多日军向江苏阜宁发起进攻,他们在当地一个叫“沟安墩”的地方组织防御,层层阻击,战况惨烈到了上刺刀面对面肉搏的地步,他身边不断有人倒下,最后不得不迅速后撤以保存实力。
到了抗战结束,当年的娃娃兵已经升到了上尉军衔,不过耿道斌再也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直到退休之后,时间较为充裕,他在70岁那年,经推荐进入“空中大学”(类似于大陆的广播电视大学)就读,先后取得“人文学”和“商学”两个学位,成为毕业典礼上最年长的“双学位”毕业生,算是补偿一大人生缺憾。
后记
多年来,台湾全球华人纪念抗日协会致力于宣扬抗战及台湾日据抗日史实。其秘书长钟蕾妮女士表示,中国八年抗战的历史是辛酸、惨烈和不堪的,但其中的精神意义却是值得永世宣扬的。
历史不是包袱,而是借镜。钟蕾妮说,抗战胜利这么多年,台湾连一个纪念的场馆都没有,现在他们正在发起一个联署活动,呼吁促请台湾当局设立“抗日纪念馆”,以全面纪念抗战及日据时期台湾抗日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