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跪着上课的老师:一场与命运的“生死追逐”
死神走近,我一上课就激动,不觉得冷
武大教师双肾坏死仍“跪守”课堂 “木已成舟”只能乐观面对 责任和紧迫感令他拼命“赚钱”
近日,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的英语教师余功茂受到关注,每个星期3次透析,让他无法长时间站立。为了不耽误学生们的教学,该老师跪在椅子上讲课。由于他的坚持,有网友称其为“武汉最美英语老师”。
记者了解到,早在2005年,一次肾结石发作,让他发现了自己患有多囊肾,学医的朋友预言“在四十岁左右就会发作。”至此之后,便开启了疯狂的“赚钱”生活,为的只是“给妻子和孩子一个交代。”命运终至,2014年底,余功茂因多囊肾致两肾彻底坏死,只能靠每周三次的“血透”维持生命。
他告诉记者,如果有一天,他只能躺在病床上,他希望能够安乐死,不愿受到病痛的煎熬,无法付出的自己,只有死亡才是最好的归宿。
3月11日早上7时50分,41岁的余功茂走进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教五楼104室,第一件事,就是将一把木椅搬到了课堂的讲台处,反放在讲台内。随后,他将自己的羽绒外套脱掉放在旁边,将毛衣的袖子撸起,露出了戴在左臂处的白色护腕。
他曾开玩笑地对学生们说,他戴护腕并不是因为吸毒,而是生了很严重的病。白色的护腕内,手臂上打着两个牙签大小的孔,一个连着动脉,一个连着静脉。从2014年双肾坏死之后,他每周都要通过这两个孔洞“血透”三次,至今从未间断。
3月11日早上8时5分,余功茂开始了讲课的第一项内容——听写单词。
“这时平时成绩的一部分。”余功茂对讲台下的学生说,无论是“雅思”、“托福”、“考研”,英语单词都是基础。在听写的过程中,他还会不时“威胁”下学生说:“我是下手比较黑的那种,平时作弊没有用,考试时一看就看得出来。”
15分钟后,听写单词结束,在教师左右两侧的同学相互交换“评卷”,当看到有的同学几乎没有写几个单词时,他无奈地撇了撇嘴,说“有单词不会很正常,如果你们都会了我还教什么呢。”
随后,余功茂便开始讲课。由于其讲课风格偏幽默有趣,不时在课堂上还会有笑声。
在第二节上了接近一半时,余功茂的身体有些“不支”了,拿着课本不时依靠在前排的空课桌旁,不一会儿,他只好回到准备好的木椅上,跪在木椅上继续上课,手刚好可以搭在木椅的椅背上敲字。
“两只脚都很软,站不住,还有就是皮肤痒。”说着,余功茂又轻挠起自己的皮肤。他解释说,另外他希望学生能够看到讲台后的自己的上半身,可以做各种肢体语言动作,而不是自己只是坐在讲台后面,无法与学生互动交流。
他告诉记者,他上午一共有四节连上的大学英语课,所以,有时候体力跟不上的时候,就只能稍微跪在讲台后上课。
当天武汉的气温不到10℃,教室内几乎所有人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而余功茂一上课就将自己的羽绒外套脱掉,只露出里面单薄的毛衣。病到今天,尽管死神在一步步走近他,“我感到一上课就激动,不觉得冷”, 他说。
余功茂很庆幸和珍惜教师这份职业。
1994年,19岁的余功茂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湖北咸宁农村,前往考取的的湖北大学,从农村到城市,他的命运发生第一次改变。
1998年,23岁的余功茂从湖北大学毕业,成为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大学英语部的教师,有了留在大城市里的“资本”。
“我和妻子是高中同学,感情很深。”余功茂说,此时,他和妻子无论是感情还是事业,都处于幸福的“蜜月期”,尽管自己每个月的工资最初只有500元,但妻子却由于在长江的游轮上做英语翻译,工资能够达到2000元/月,不久后还升职为了“总监”级别。
在两人结合为家庭之后,儿子出生了,高薪的妻子因此放弃了工作,做起了“全职太太”,只留余功茂一人在外打拼。“那时她最好的青春,她都给了这个家。”当孩子长大,已是十年之后,此时妻子再去找工作,则只剩下了“超市前台”的职位。
2005年的一天,疲惫的余功茂趴在床上,让四岁的儿子帮他踩踩,“小孩儿不重,也喜欢给我踩背。”就在踩到腰部的时候,余功茂的肾结石发作了。
经过检查,发现自己不仅仅是肾结石这么简单,而是多囊肾。“我当时问医学院的老师,他告诉我,这种病到四十岁左右就会发作。”
原本幸福平静的生活被打碎,余功茂的命运再一次发生了改变。
既然“木已成舟”,就只能继续。
“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我母亲就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而父亲之前从没告诉过我。”余功茂说,父亲的隐瞒让他曾经心生怨言,如果父亲能够早点提醒他,早点进行检查,说不定能够尽早治疗,不至于如此被动。“我无法接受的是父亲在我毕业后三年的农忙时间,还让我回家去干农活。”这对肾病患者是极大的损伤。
“着急也没有用,只能认命”,他告诉记者,父亲只是普通的农民,并不知道那么多,“只能原谅”,因此,他怨愤、原谅之后,就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更现实的问题上——如果他倒下了,家庭怎么办?
问题的答案也颇为简单,就是赚钱。余功茂说,他希望能够在病发之前赚更多的钱,为了家庭,也为了自己。
“在这里我们都无亲无故,只能靠自己,我要在外面多赚钱。”他说,在得知病情之后,他将工作几乎安排的满满的,除了在学校的正常上课之外,他还兼职做英语导游,英语翻译,也做过英语辅导老师,总之一切可以赚钱的相关他都会去尝试。妻子已经为这个家做出了“牺牲”,他觉得,只有他“牺牲”,才能更可能让这个家留住。
此时,余功茂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曾经还会和朋友小聚饮酒,而在得知患病之后就几乎很少出席这种场合,曾经吃东西“百无禁忌”,此时也不得不“挑三拣四”起来。
“我每天尽管很辛苦,但是回家看到妻子和儿子,就会觉得很幸福。”余功茂说。
赶了七年,病还是来了。
2012年10月,余功茂病情恶化,一次昏迷后检查发现了由遗传性疾病多囊肾引起的脑部动脉瘤。8小时的开颅手术成功,但动脉瘤引起的血压冲进蛛网膜,让他紧接着又做了一场眼部手术。
这次是儿子救了他一命。余功茂昏迷时,只有他和儿子在家,是儿子第一时间发现了昏迷不醒了他,然后跑到邻居家直接踢门喊救人,其间,儿子还电话通知了在外的妻子,妻子马上通知了物业,并叫了救护车,“一刻都没有耽误,才把命救了回来。”
此时,距他发现自己的病已经过了七年,自己也已经从30岁的年纪长到了37岁。
他告诉记者,他的生命中有两样东西在支撑着自己,一个是家庭的幸福,另一个,则是教书育人分享知识的快乐。因此,尽管学校在得知他发病后劝他“身体重要,专心治疗”,但他仍然在恢复后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只有工作,才会让我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余功茂说,如果自己在患病之后就什么都不做了,那么他会觉得病痛已经把自己打败了。
他告诉记者,他也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在多媒体教室上课时,习惯在讲课前将一个办公室的木椅搬到讲台的后面,讲课时自己跪在上面边打字边看着学生。“我习惯学生们能够看到我,能够看到我的动作,能够交流与互动。”
尽管已经生病,但他从来没有主动向学生们坦露过自己的病情。
直到2014年病重之后,他才不得不在带的新生的第一节课上,提醒着学生,如果他昏倒了,需要将他包里的糖水拿给他喝,然后通知他的妻子和值班的老师。
“可能真的是命中注定,我又被儿子救了一次。”余功茂说。
2014年10月30日,余功茂在家中备课时昏迷,此次也是儿子第一时间发现了他。结果他被送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他的双肾已经坏死,今后不得不靠透析维持生命。出院时,他的左手臂上已经被打上了“孔洞”,每周要进行三次的“血透”。
他说,在透析的过程中只能躺在床上,手脚不能活动,有时候还会抽搐、呕吐。透析时不光把血液里的毒素透出去,而且也把营养物质也透了出去,人会感觉特别疲惫、特别饿。
为余功茂负责透析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血液净化中心医护人员说,病人曾向她描述“血透”后的感觉,就像是干了一整天的工作一样,下午透析完,晚饭要拼命吃一顿,然后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能恢复精神。
在透析的过程中,医护人员会提供一瓶酸奶、一个包子等食品,但当余功茂的妻子来送饭时,他仍然会狼吞虎咽地很快就吃光了。“每当看到这一幕都会觉得余老师挺朴实的。”医护人员说。
她告诉记者,在进行透析前,病人需要称体重、量血压,然后医生会进行评估设定脱水量,在医生完成电子病历之后,病人就会“上机”透析。“每周需要透析至少12个小时。”她介绍说,“血透”时需要在病人的动脉、静脉都通过孔洞连接,一个进、一个出,每次上机的时间在四五个小时。
她表示,现在透析技术都已经成熟,病人可以一直持续透析下去,不过需要每周三次到医院透析。
开始透析之后,每月的支出成为余功茂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
由于妻子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家中的支出仍然主要靠余功茂来贴补,每个月透析除去报销的部分,个人仍需要支付三千元左右的费用,“如果那个月需要检查,还要更多。”余功茂说,自己每个月的收入大约有七千元,减去透析的费用,剩下的四千元全部补贴家用,生活能够勉强支撑。
“我听说,人可能透着透着就不行了。”他告诉记者,在自己透析之后,他愈发感到了紧迫,他必须要赚钱,因为“要生存”。
在2015年春节之后,余功茂就要求回学校上课了。“学校、学生对我这么好,我不上课好像过意不去。”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负责人介绍称,在2014年余老师生病之后,院里就决定让余老师安心治疗,工资、津贴等都会正常发放。经过学院老师的募集,在余老师治疗期间送去了四万多元的善款。
“我不可能拿着学校的钱,而不去上课,而且我也舍不得学生。”余功茂说,和学生在一起,也不会感到自己是一个病人了,而且快乐也会让他忘掉病痛。他认为,如果乐观点还好,如果不乐观会死得更快。
他始终不避讳死亡,只不过对家人放心不下。他告诉记者,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趁着现在还有余力,他将房子已经过户到了妻子的名下。而且,他还将老家的至亲都召集在了一起作证,他所有的财产都给妻子,不留给孩子,并让妻子在他死后一定要找一个爱孩子的人继续生活。“孩子的将来我可能不会知道,孝不孝顺也不知道。”
另一个放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学生。
很少有公共课的老师,能够像余功茂一样都叫得出讲台下学生的名字。“大学英语部的老师,人均至少每周要上14节课。”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大学英语部主任主任游长松介绍说,武大有15000多名本科生,六七千名说硕士生,大学英语部的老师任务都非常重。
因此,大学英语部的146名老师,几乎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有老师因故不能上课的,其他老师就必须多承担他的课程。“余老师有种责任感,也舍不得学生。”而且涉及到许多老师因此调课,余功茂就宁愿自己“不添麻烦”。
“那讲台就是舞台,而老师就是在那里发光。”余功茂的同事文婷说,她已经做老师15年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五六千元,但仍然很喜欢教师这份职业,和学生们在一起,分享自己的知识,感觉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而余功茂也是如此,一直有很强的责任感,如果不是看他的脸色不好,他乐观的心态不会让人联想到他是一个病人。
“对家庭、学生、单位,这种责任感都很强。”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相关负责人说,余老师也曾向他表露过自己的困扰,至于换不换肾余老师仍然犹豫不决,孩子还小,怕换肾过程中出现意外,对家庭是个极大的打击,“可能会等孩子大一点再换。”
余功茂也告诉记者,他了解到,移植肾需要四五十万元,而找到合适的肾源可能也是个问题。“我是O型血,肾源似乎并不多。”
想要改变命运,需要一些运气。
“如今肾移植的技术也比较成熟了,至于肾源,以及肾移植之后的情况,要看运气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血液净化中心医护人员介绍说,目前,医院已经为余功茂做了组织配型,但是在肾移植之后的病人需要使用免疫抑制剂,并且需要终生服药。
她介绍说,肾移植之后的病人并不需要在每周都到医院,只要在前期进行定期检查之后,几乎就与常人的生活无异了。肾移植之后,大部分病人都会比较顺利,但是,由于人体质的差异,有小部分病人也会产生急性排斥反应,“移植之后又被迫拿到的情况也有。”
至于费用方面,也同样有“因人而异”的不同。有些病人需要服用的剂量较大,则会产生较高的费用,而大部分病人的费用还是会比进行透析的费用少一些。
“余老师总是考虑别人多一些,心态也特别乐观。”她告诉记者,余功茂非常喜欢养兰花,还曾经向她询问,如果她家中有兰花,是否能分他一点。
此外,由于余功茂对学生的关心,也同样受到学生们的喜爱。她说,之前有一批余功茂的学生,几乎每次余功茂透析时,都会有不同的学生在透析室外守候,并不打扰,只是在门外静静地看着,手中还拿着两三个苹果,叮嘱医护人员在余老师透析完之后给他吃。
“我想这就是他爱学生的‘回报’吧。”医护人员说,如果学生不喜欢余老师,又怎么会这么守候他。
无法付出的自己,死亡才是归宿。
3月11日下午3时30分左右,余功茂正躺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血液净化中心的病床上,身旁的血液透析机在不停地转动,两条红色的“血管”内,血液以每分钟250~300ml的速度流过透析机。
此时余功茂正在查看手机中的各种信息,在发现医护人员迅速放在了旁边。在他的身旁,一个透明的小饭盒内,装着为补充身体养分准备的“炒米”。
他告诉记者,在这个周末他要“逃离”武汉,返回咸宁的家乡,所以也没有备课。“最近周末很多人都会找到家里慰问”,他觉得回到了故乡能“歇歇”。
“如果有一天,你已经无法起身赚钱,只能躺在病床上,你会怎样?”记者询问余功茂。
“我希望能够安乐死。”余功茂说,在2012年他病重躺在床上的时候,他曾经忍受的是“生不如死”的境地,由于对止痛药的限制,到了治疗的后期,他只能凭意志去忍受疼痛,“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无论怎么翻身都不舒服。”
他告诉记者,他在家里种了许多兰花,这可能是他唯一的业余爱好了。在今年,他特意为已经种了两年的草莓进行了“人工授粉”,“草莓第一年长出了的时候不要让它结果,而要到了第二年再让它结果。”
他说,尽管自己患上了疾病,但是并没有丢掉快乐,“有些身体比我好的,也不一定有我乐观”,当他每天回家看到孩子和妻子时,他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因为此时我还活着,我依然是妻子的‘靠山’,孩子还有个爸爸。”(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 张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