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20分钟读一读《一个知识分子对21世纪的思考》
朱云汉教授受聘为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并发表系列演讲。（图片来源：北京大学）
第一个思考：人类正经历四大趋势性改变
趋势一、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 。
单极体系形成于后冷战初期。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后，美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唯一超强，主导了苏联解体后的新国际秩序，曾一度被视为顺天承运、结构牢固，但不足20年便根基动摇。
趋势二、“第三波民主”退潮 。
该浪潮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高峰，曾被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断言为人类文明演变的终点，没有其他体制可超越，但维持不足40年就出现退潮。
趋势三、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
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重建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打下基础。苏东剧变后，经济秩序自由化趋势空前发展，所有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秩序都被资本主义市场逻辑所统治。随着“华盛顿共识”破灭、反全球化运动兴起，金融危机致西方经济增长引擎熄火。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引起激进变革呼声，近60年的国际经济秩序自由化趋势面临空前危机。
趋势四、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日益没落。
这是四大历史趋势逆转中最具本质性的结构变化，也是近300年历史发展趋势的大逆转。18世纪初，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仍与西方分享世界舞台。随着工业革命及殖民主义扩张，西方主导人类历史长达300年。进入21世纪后，世界权力重心明显东移，亚洲正成为人类历史舞台的主角，“新亚洲半球”的崛起预示西方独占鳌头时代接近尾声。
四大发展趋势同时逆转对人类社会将产生深远影响。它意味着衡量“进步”与“落后”的历史坐标受到质疑，也意味着非西方国家在选择社会制度与价值体系时享有更大空间。
人类社会同时面临两种可能的历史发展前景：一是国际秩序进入一个较长的崩溃与重组期，全球层面的公共治理或出现巨大真空，一定程度的失序与混乱在所难免；二是更公正的国际秩序正在降临：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模式，一个更尊重多元性的全球公共领域，一个更能统筹绝大多数国家可持续发展需求、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第二个思考：“市场”与“民主”应重新审视
反思一：“民主”与“自由”正成为世界秩序动荡的根源。
迎着2000年的第一缕阳光，绝大多数人都对新世纪充满憧憬，西方知识分子甚至遐想：民主可带来和平和良治，自由化与全球化将带来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富裕，人类社会将享受“美国盛世下的太平”，但随后的发展却南辕北辙。东欧经10多年市场化改革后，一些前共产党人又以左翼或社会民主党名义重新执政。拉美开始质疑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扬的“华盛顿共识”，亲美右派政权纷纷下台，“左倾”执政党开始摸索更均衡的发展策略。全球贸易与金融自由化遭劳工、农民、环保团体的强烈抵制。与此同时，地球加速变暖，极端气候肆虐。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民主”与“自由”——被许多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视为构建21世纪社会的两大支柱正严重变形与退化，成为世界动荡的来源。美在过去30年间努力打造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扭曲市场与民主的根本力量。它让美式资本主义所向无敌，让资本在全球取得空前主宰地位，让民主与市场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
反思二：美国政体已失去为绝大多数民众谋福祉的基本功能。
在美国的政治运作中，政客高度依赖所谓“政治顾问”，他们擅长政治包装、形象塑造、抹黑对手、操弄选民、散布假信息、遥控媒体。政治人物最优先考虑的是如何网罗最专业的政治顾问，而非国家前途与未来。过去30年中，美国民主遭“市场基本教义派”与“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严重侵蚀，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巨变：多元化成为历史，金权政治占据舞台，代表企业的利益集团在美社会取得空前优势，而与之抗衡的力量却日益萎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工会的政治影响力直线滑落，工会会员占比从1983年的20.1%跌至2012年的11.3%。代表企业主利益的组织则资金丰沛，2011年美企业游说组织预算达27亿美元，是劳工组织的90倍。企业广告支出驯服美电子传媒，使其不敢触碰敏感或争议性议题。20世纪80年代末，传媒事业大松绑使大部分地方电台与报纸纳入企业集团控股下，只剩少数自由派报纸能维持对时局的批判力。通过利益游说、金权政治和媒体操控，富裕阶层主导着游戏规则制定，并将能维持中产阶级利益的税收体制、管理规则、保障体制逐一侵蚀。美国民主已丧失民主精髓，逐步沦为寡头政治。
民主体制失灵的后果是政府无法扭转国家由盛转衰的颓势。冷战结束20余载，美经济一步步陷入泡沫陷阱，美联储不断以超低利率支撑房市和股市，让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借此掩盖财政、贸易、家庭负债三大赤字膨胀的风险。这种结构性失衡终于借2008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深入分析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美政治体制失灵问题更为凸显。美主导金融全球化30年，等于纵容华尔街巨鳄在全球经营“老鼠会经济”，滋生的暴利已通过分红落入资本家口袋，泡沫破裂后的巨大社会成本却由纳税人及所有参与实体经济的人承担。危机后的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无法清除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隐患，美政府不得不用天文数字无限制收购华尔街投资家机构的“有毒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