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中国经济为何能成功，什么是“小粉红”
赵鼎新：什么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在《学海》2016年第二期发表了文章“路径不依赖、政策不相干——什么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旨在从惯常的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分析视角之外，另辟蹊径，从更深层次探讨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
文章指出，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经济始终得不到很好发展。原因当然有很多，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国家的主流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在意识形态的干扰下，几乎是长期的、千篇一律的教条和僵化。
而与绝大多数后发展国家相比，中国有着长达几千年的几乎不间断的国家建构历史，并且在宋朝以后，中国的国家性质在不少方面已经接近于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换言之，大多数后发展国家都必须同时完成现代化的两大“任务”，即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和发展工业资本主义，而中国所面临的却只是一个“任务”，即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可以说，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落后”国家。
赵鼎新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证。
首先，他认为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嵌入式自主性”——即东亚有着其他地区没有的一种既能把国家权力嵌入社会之中同时又有很强自主性的政府。一个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与这一国家的经济成功之间的关系其实没有这么紧密。关键在于当旧有经济政策的问题凸显时，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摆脱利益群体和意识形态的约束，推行新的经济政策，把挑战转化成机会。
接着，作者分析了中国几千年的国家建构历程中，以下三个发展的后果对当今的经济发展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仍具有重要影响：(1)西周以来形成的天命观和强烈的历史感；(2)战国到汉代逐渐形成的强国家传统、统一的象形文字以及以择优录取为理想的科层制；(3)宋朝后形成的儒教社会。
简言之，悠久的国家建构历程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同质性较高的文化，一个自主性较强的讲绩效的官僚传统和一个地广人多的有力量抵御国际政治压力的国家。这种强国家传统作为一个历史的非期然后果构成了当代经济成功的一个关键。
那么，作为东亚文明的核心地区的中国，为什么其经济起飞滞后于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赵鼎新认为，满清强大的“自主性”反而给了统治精英长期坚持保守意识形态的力量，从而延误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导致甲午战败和革命。而建国后的情形也类似。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放弃了“顶层设计”的幻想，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以实用的精神来对待经济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飞跃发生在邓小平时代，晚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原因。
文章认为，邓小平的“防左”思想和“摸石子过河”思想是中国的财富。只有坚持这两点，中国才能避免意识形态的陷阱，才能在经济上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中文译者为何不为人知？
微信公号“冰川思想库”上周发布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学者张生的文章《与费孝通惺惺相惜的亚里士多德译者，为何后来行踪杳杳》，使得国内亚里士多德著作最重要却也最不为人所知的中文译者——吴寿彭——重回舆论视线。
作为国内最早从希腊语系统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者之一，吴寿彭可谓筚路蓝缕。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陆续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形而上学》、《政治学》、《动物志》等。许多经他翻译厘定的词义现已成为通行之专名，如“共和政体”、“平民政体”等。然而别的从事西方古典哲学翻译的老一代学者都名声在外，如浙江大学的严群、中央大学的陈康、南京大学的郭斌和、张竹明等，大家唯独对吴寿彭的生平知之甚少。
吴寿彭1906年生于无锡，号润畲，1918年考入南洋公学附中，1926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即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29年曾赴日游历，之后在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测量队工作，抗战军兴，他又任职于政府机构，1939年至浙西工作。1946年，他转任于浙江海塘工程处，常住嘉兴，1949年再至青岛从事化工及有色金属冶炼工作，并终老于斯。
从1957年起，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亚里士多德的翻译工作，直至1987年病故，他都并未再至其他单位工作。这或许是他不为人知的原因，因为他不像其他几位柏拉图的译者或在大学任教，或在研究所任职，总有学生代为传扬其事迹。
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曾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供职，并于1930年代初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复兴社”，并且还是1933年12月25日由“复兴社”在南昌成立的“中国文化学会”的骨干分子。这样的经历，在后来的非常时代自然令他备受冲击。
但吴寿彭不乏知音。他在交大读书时因与费孝通的哥哥费振东同学，故与费孝通相熟。而费对其相知甚深，两人长年互通有无。直到1999年，90高龄的费孝通还充满深情地谈到这位青年时的老友：“还有一个是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商务印书馆出的亚里士多德的书都是他翻译的，他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的，我叫他‘稀有金属’（中国没有几个），叫吴寿彭。他自然科学也懂，诗也写得好。是表现中国士大夫的一个人，我很佩服他，一直到后来我都同他联系的。”
同为吴寿彭好友的“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在与其分离三十年后，当1981年夏知其仍在世间时曾言：“得知吴寿彭兄还在世的消息非常高兴。只要他还活着，对于中国文化定会有贡献。”
据张生介绍，吴寿彭的亚里士多德翻译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原文所作的堪称详尽的笺疏。他的注释格式一般先引书中希腊原词，对其进行训诂，然后再引申开去对其词性变化及后世的变体作出细致梳理。有时候一个注释，就是一篇言简意赅的论文。
吴不仅是亚里士多德专家，也是柏拉图专家。因为要真正的理解亚里士多德，首先就要了解柏拉图，而吴寿彭对柏拉图可谓信手拈来。
此外，他对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皆烂熟于胸，另兼对中国传统文化相知甚深，这才让他在翻译时既能做到举一反三，又尽可能用中文“言以及义”。
吴寿彭的译文不仅准确生动、流畅自然，还颇有古雅之风。张生举例，《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曾引希西沃图《作业与时令》一诗来说明先民由家庭而社会的发展过程，吴寿彭特地用格调高古的四言诗的形式将其翻译出来：“先营家室，以其安妻。爰畜牧牛，以曳其犁。奚奴相呼，群从春畦。日出而作，日暮而栖。霜露既滋，爰治甓瓻。四季徂迁，足饱蒸糜。人而怠荒，食储终亏。民生在勤，勤则不饥。”
显然，若无诗才，难成此译。而吴寿彭就是个诗人，数十年来，他弦歌不绝，这从他晚年手订的《大树山房诗集》就可见出一斑，从1926年他大学毕业起，直至1987年去世，几乎每年都有吟咏。
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关注，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个人悲喜，乃至电影新片等都在他的编年体诗集中有所反映。1982年，他有《青年女钢琴家顾圣婴逝世十六周年》一诗，特引小提琴家唐韵言“文革”语：“不是儿戏，不是圣歌，而是魔鬼的颤音”。而吴寿彭之所以能身在浊世而不闭于时，亦如其前译亚氏文中所言，“只因人本自由。”
而吴寿彭之所以不辞艰辛献身于亚里士多德的翻译工作，自有其志向。早在1933年，他就在发起成立“中国文化学会”的《缘起》中称：“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中国文化为已完全没落，无可挽救，惟有倾心接受西洋文化之一途。反之，我等相信，中国文化终将历西洋文化之一番激荡而为再一度之发扬。”
而在《形而上学》第366页，他写道：“中国直至明末，知识分子才接触到古希腊的学术著作。徐光启，李之藻等在翻译西方天算书籍之后，已对亚氏著作进行诵习，并准备做大规模介绍西学工作。但清初的读书人又回到中国的故纸堆中。西方学术介绍工作没有人后继，亚氏崇尚理想而又切务实物，这种精神原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早作一番针砭。明清间人倘读得这些书籍，这比我们现代中国人应更有实益，现在我们将是主要地作为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学案来考察这些译文。”
小粉红为什么比小红多了一个“粉”字？
搜狐文化上周刊文探讨了最近颇为活跃的“小粉红”群体。
“小粉红”作为一个命名，是这几年的事情，最初来自晋江文学城的论坛，因论坛页面是粉红色而得名。虽然晋江文学城以言情小说为特色，但在它的用户中出现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最初主要是海外留学生，且以年轻女性居多。她们属于“大国崛起”的一代，认为国际社会在妖魔化中国，而中国应该表达“不高兴”的态度。
不过现在所说的“小粉红”，与性别、是否海外留学都关系不太大了，主要指融消费主义和国家主义于一体的年轻一代。虽然“小粉红”这个词的历史不算悠久，但这类现象不是刚刚发生的，而是有一定的传统。从年龄代际上看，小粉红的父辈是阅读《中国可以说不》（1996年）的一代。
文章认为，“小粉红”身上，保留了“红”的一面，但是又多了个“粉”字。深红适合“一九八四”的世界，而粉红适合“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一旦开放，会难以继续存在。但“小粉红”不会，他们可以一边使用苹果手机，一边号召抵制肯德基。
“小粉红”似乎更有世界眼光，也更有生活情趣，在这个方面可能与其他国家的同龄一代几乎没有区别。平时与深红相比，小粉红似乎有点淡化，但等到非常时刻，小粉红的“红”并不亚于深红。
通常认为，小清新是“去政治化”的，为何“小粉红”在网上如此政治化呢？文章的解释是，在日常生活中，“去政治化”反而更容易政治化。“去政治化”指人们缺乏公共生活，不会对政治本身有什么讨论，也缺乏公共生活的实践。但人是社会的动物，在没有社会的时候，人更加容易依附于政治权力。“政治化”则指对政治权力的亲近。宅男和宅女同样有投向国家主义的需求，以与这个世界产生关系，哪怕这种关系是虚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