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落幕”是对“为官任性”的警示

　　■ 观察家

　　仇和的强势作风可能“以往任何一任市委书记都无法相比”，而一旦违法违纪，当然也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有权不可任性，惟有真正依照法律治国理政，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个人偏好行事，才有可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为民谋福祉。

　　昨天，中纪委网站就抛出一则重磅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位曾经在一众官员中个性十足的政治强人，成了继白恩培、张田欣和沈培平之后落马的“云南第四虎”。

　　仇和一路走来，争议不断。尽管确如他自己庆幸的那样，个人仕途一路惊险、一路高升。不过，透过以往那些争议的声音，依然可以寻觅出一些危险的信号、信息或者说线索。

　　主政沭阳，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被央视《焦点访谈》报道；让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

　　主政宿迁，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而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仇和在宿迁可谓“一卖到底”。

　　主政昆明，一方面铁腕治吏，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另一方面强拆城市，大搞城建，短期内把昆明的基建摊子铺得太大，不得不走向“土地财政”。

　　事实上，对于仇和的强势执政，也并非没有预警。2010年12月，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在昆明“公车上访”。亲自带领12名失地农民代表到省政府反映情况，并撰写“就《现代新昆明建设重点规划》向仇和书记进言”的材料。在2011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陈勋儒也暗讽昆明，指出“某些城市的荣誉竟多达三四十项，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城市发展业绩，但过多的标榜被网民及群众嘲笑为‘作秀’和‘最能吹牛城市’”。

　　遗憾的是，这些质疑的声音大多埋没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仇和强势的治吏压力下，地方官场已很难出现正常的决策互动、补益，更不要说批评和自我批评了；另一方面，仇和的强势作为，在引起地方官员惶恐与不满的同时，也因为迎合了社会公众对部分官员的不满情绪而备受赞誉。某种程度上讲，仇和接续的是有着历史悠久的“能吏”传统，代表的是某种有着青天期待的民意。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交织中，仇和一步步游走于法治的边缘。他的强势作风可能“以往任何一任市委书记都无法相比”，而一旦违法违纪，当然也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此前，有专家已经指出，虽然一批个性化官员曾经获得了一些喝彩，但是却可能对社会造成严重的误导，即以权力、强力、暴力的人治行径也能为民办一些事情，也能迅速解决一些社会现实难题，但他们往往不会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规则，甚至随意破坏制度。

　　仇和落幕了，这是对“为官任性”的警示。有权不可任性，惟有真正依照法律治国理政，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个人偏好行事，才有可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真正为民谋福祉。

　　□胡印斌（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