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互联网思维改革出租车行业

《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公布，列出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9方面39条重点“清单”。其中，简政放权居于首位，中央和国家机关车改今年全面实施，并启动国有企事业单位公车改革。今年还将出台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指导意见。

前有义乌市出台的出租车改革方案，为行业改革拉开了一个口子，以至于国家出租车行业改革指导意见未出台就倍受关注。正因为义乌的大步向前，从明年起将取消出租车营运权使用费；从2018年开始，有序开放出租汽车市场准入和出租汽车数量管控，实现出租汽车市场化资源配置；同时车费由市场定价，欢迎“打车软件”，为公众提供了遥远而贴近的希望。

然而，义乌作为搅局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鲶鱼效应，仍有待观察。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曾在《“出租车专营废止”提案短期内为何难实现？》中谈到，在出租车改革中的主力或主体要依靠各地政府。而事实上，造成当前出租车管理模式或制度备受诟病的关键就在于出租车行业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过于密切。从经营权许可、车辆数量确定到车型车款确定以及电召服务监督等，很多环节都集中体现了“地方利益”或“地方保护”等。

或许李俊慧的话语过于含蓄，网易网友@睡睡平安则有更直白的表达：“很少坐出租车的人在给经常坐出租的人出谋划策，不知道靠谱不靠谱！”矛头隐然指向地方政府利益难割舍这一现状。

那么，彻底放开出租车市场又会如何，《南方日报》于5月14日刊发徐康明与苏奎的文章，给我们提供了异域之鉴。文章指出，1965年至1983年，以鼓励竞争和鼓励创新为目的，美国和加拿大18座城市废弃了出租车准入机制。然而，出租管制放松后无一例外导致了这些美国和加拿大城市的出租车数量过剩，驾驶员营收大大降低，有些已无力维持最低的收入要求及更新车辆要求。司机为此不断涨价，挑客、短途拒载、“绕道”、品质降低等种种出租车陋习甚至越来越严重。

在互联网时代，放宽准入，或将带来一定的混乱，但长期来看，改革不能因噎废食。以互联网思维革新传统行业，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也是公众的福利。即使有一天，在互联网的冲击之下，出租车司机群体消失，也是社会前进的表征。正如黄包车夫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能提供高效优质服务于民众的汽车司机，通信运营商短信业务的急降，取而代之的是各类即时通信软件的兴起。文明总在旧业态的艰难退却中兴起，过程虽然痛苦，但却是历史潮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