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宏：国际市场供给侧改革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包括国内市场更应包括国际市场

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一定有其发展新规律，必须要有新战略来加以应对。在传统经济发展红利效应逐渐消失后，全要素生产率将成为未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个牛鼻子，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这就要对当前现实经济中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问题提出系统的治理方略。当前在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把眼光盯住国内，还要紧盯国际市场，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化和拓展。在当前“一带一路”的战略大背景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重要的战略导向就是如何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以国际市场倒逼国内市场，从制度上形成国际国内供给水平的螺旋式提升机制而不是老路重复。

站在更高的全球视野，供给侧的改革显然不仅仅是拘泥于提升国内市场的供给水平，还包括了对国际需求的供给水平的提高。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最具国家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是是面向全球市场的供给能力。没有需求不足的市场，只有低效和无效的供给。萨伊定律在当下仍然尤其一定的适用价值。在完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不考虑市场壁垒因素，内需和外需一般可以进行综合平衡。若某种产品出现外需不足，则证明这种产品必须尽快淘汰。生产能力过剩，不能以需求不足来心安理得，而应反思生产能力没有适应新的市场需要和对结构变化的不适应。加快提高供给水平应当成为当下深化和拓展国际国内新形势下“一带一路”新战略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战略应该即既反映了中国的发展需求，也反映了“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发展需求，更应反映中国不断提高的全世界供给水平，让中国元素不断在转变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中更具有含金量，让中国制造业更加骄傲地走到其他的经济体中，使“一带一路”的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更离不开中国。

2、“一带一路”国际市场不应成为国内市场低效释放空间

“一带一路”应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空间创新领域向欧美发达国家技术标准与产业标准看齐的热身地，决不能把其当成释放国内过剩产能的梯度环节和空间。当前“三驾马车”拉动中国经济的边际效能已呈强弩之末之势。中国经济正处于深蹲起跳的深度调整之中，钢铁、电解铝、水泥、建材、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急剧下降，产能过剩、高房价或资产价格泡沫、地方债务压力加大、企业效益下降、影子银行、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交替隐现已是不争事实。在此背景下把“一带一路”当成国内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释放空间也不难理解。在抢占新一轮国际产业制高点的重大国家战略利益面前，我们决不能有任何短视行为。在这一轮产业革命龙座争夺战之中，各国都把提高“索洛余值”当成自身经济率先腾飞的不二法门。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要素生产率已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长期稳定发展的核心问题。当前相对需求侧改革的措施，供给侧改革更侧重于提升经济增长效率，更侧重于增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活力，更注重经济长期持续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这种转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求平衡转向中高速平台上的供求平衡。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背后则是结构、动力、体制政策环境的转换。

3、应从战略、机制、政策层面全面提升国际市场供给水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企业“一带一路”国际市场精耕细作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一带一路”战略需要有新的思想和实践，同样需要新的战略保障其目标实现。

在战略上，全球视野下的供给侧改革，应以全球市场高度和广度分析判断产业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和国家竞争战略。从地缘空间格局上统领陆权和海权，推动形成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全边连接。在当前世界经济低迷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应以推动实现区域内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重点，促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包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合作、园区和产业投资合作、贸易及成套设备进出口等领域，将依托沿线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对沿线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形成全球化高标准贸易共同体，并以此抗衡TPP和TIPP等。

在机制上：“一带一路”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双边和多边等合作机制，搭建灵活开放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络，打通我国与东亚、南亚、中亚、中东欧甚至非洲、拉美等地区之间的合作交流之路，使各方享有合作网络的体系红利。深化金融方面合作应当成为所有合作机制方面的重中之重。“一带一路”应当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成为相得益彰的系统性工程，在金融合作机制上应当建立灵活、高效的合作机制，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约束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消除制度壁垒对市场的约束，提升沿线国家整体利益，重构国际治理体系，实现区域共赢。

在政策上：首先，从全球产业链引领的高度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善利用外资环境，高度重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其次，加快对外开放会倒逼国内体制改革，构建公平透明、竞争有力的大市场。同时，配合国企改革、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改革红利。应加快转变产业机构，培育中国企业竞争新优势，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再次，通过财税海关等综合措施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合作以及并购提供了新契机。强化在高铁、电力、通信、工程机械、汽车和飞机制造以及电子装配加工等优势领域的影响力。最后，完善国内金融市场配套改革。加快把金融服务从“促进贸易便利化”转变为更加开放性的“促进贸易投融资便利化“，深化自贸区金融改革试点，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提高金融体系的抗冲击能力。确保经济稳定增长、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实现国内金融市场化改革，稳步地开放资本项目。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