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少年”的都市天空
| 托管的孩子们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做游戏。 |
| 孩子们在活动室里读书。 |
| 孩子们在社区活动室时玩得很开心。 |
| 一个托管的孩子把窗户当成篮球筐练习投篮。 |
本期导读
又一个暑期如约而至。
坐在老家门槛上仰望天空，对城市生活充满憧憬的乡下孩子们，终于可以趁着假期来到外出务工的父母跟前。哪怕没有宽敞的球场、沁凉的泳池，甚至只能在工地瞎跑、在菜市场帮忙卖菜，关在屋子里看电视，重聚的亲情也令他们满心欢喜。除了与亲人的依偎，城市生活的丰富和复杂，也在他们稚嫩的心灵上悄然留下了一丝丝痕迹。
与这群“候鸟少年”相反的是，越来越多城市长大的孩子开始选择在乡下度过暑假，在田间地头和简陋住处，体验“鸡鸣即起、洒扫庭除”的农村生活。尽管只是短暂的停驻，他们也由此接触到一个未知的全新的世界。
暑期“互换人生”，将如何为他们推开各自人生的另一扇窗？南方日报记者就此走近这两个不同的未成年人群体，通过观察记录下他们的故事。本期《家庭周刊》封面先推出上篇《“候鸟少年”的都市天空》，下期将继续推出下篇。敬请垂注。
1
安徽女孩的十年“迁徙”
清晨5点，15岁的陶可欣已经出门，跟着妈妈赶去近10公里外的天河某批发市场进购豆腐。接近7点，陶可欣已经带着批发回来的豆腐在海珠区一个菜市场“开档”。在妈妈返回位于康乐村的出租屋，给家里其他人做早饭的间隙，她得一个人应付生意。
陶可欣在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出生、长大，在家里3个姐弟当中排行老大，她还有一个13岁的妹妹和9岁的弟弟。
2001年，她的父母离乡别井来广州挣钱。在老家磨惯豆子的夫妇俩瞄准豆腐干起了营生，起早摸黑、省吃俭用差不多3年，才从摆街边摊发展到“入市经营”。
2004年，陶可欣5岁，第一次被父母接到听过许多次却从未谋面的广州。从那时起，陶可欣每年都会和妹妹来广州“过暑假”。弟弟出生后，每年7月，父母便带着姐弟仨一起坐火车南下广州。今年，妹妹留在老家照顾奶奶，陶可欣就自己买票，带着弟弟到了广州。
在陶可欣15年的人生里，有13年父母没在身边。当大姐的她习惯了肩上的担子，平时在老家，除了要读书、照顾弟妹以及多病的奶奶，她还要煮饭、洗碗、洗衣、砍柴。有时全家都睡了，陶可欣才开始做作业。即便如此，每年她都能考进年级前三名，奖状多得“老家的墙上都贴不下”。
今年已经是陶可欣“暑假迁徙”的第十个年头。对于曾经遥不可及的大城市生活，她显然越来越适应。“广州很好，珠江很漂亮，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陶可欣告诉记者，除了康乐村周围的街市，她还到过广州动物园、北京路、广州塔。
刚考完中考的陶可欣已经被县里的重点高中录取，她有时晚上会到中大校园里逛逛，想象着自己日后变成大学生的情景。她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相信读过书的人，就算卖豆腐也可以有一番出息。她很想姐弟仨都能在广州读书，然后留下来，一家人在一起。
进入青春期的陶可欣并不像一些同年人那样叛逆，反而很喜欢“黏人”。白天陪父母做生意，晚上陪他们看电视。
“她几乎都不出门，更不要说买衣服。”母亲的言语中，流露出对大女儿的愧疚。“哪个女孩子不爱美，她是不想花钱，舍不得……”
陶妈妈告诉南方日报记者，他们这几年来每个月都往家里寄1500元，由陶可欣保管，“她从来没有买过任何东西给自己”。陶可欣的衣服多是母亲从广州寄回老家的旧衣服，妹妹则是穿姐姐剩下的，两姐妹要到春节才会有新衣服穿。
作为家里独子，弟弟陶志明偶尔会有新玩具。弟弟好动、爱玩，但在姐姐的带动下，慢慢“开窍”，成绩从中游冲到了年级前三。
在广州，有时姐姐会带着他，让他在豆腐档帮忙。但更多时候，由于菜市场人多又杂乱，父母怕“一不留神就见不着人儿”，所以他只能被反锁在家里玩电脑。直到傍晚姐姐回来了，他才能由姐姐看着，在附近的空地上与其他“候鸟少年”一起玩一会儿。
晚饭是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一家团聚的时刻，城中村里炊烟袅袅。陶氏夫妇总是想尽办法，在晚饭的“三个碟头”上变花样，让孩子们吃得好些。到了周末，除了多搞一个蛋花汤，有时父亲还会亲自下厨焖个红烧肉。
有一次，菜刚上桌，母亲就先挑了块肥瘦合适的肉，压在陶志明的白饭上。怕冷落了姐姐，母亲又补充说：“男孩子长身体要多吃肉。”陶志明并不领情，直接就把碗里的肉夹给陶可欣。他说：“姐姐照顾我们和奶奶最辛苦，她才要多吃肉。”
弟弟的懂事，经常让陶可欣很感动。“可能是因为他一直跟着我长大，”她说，“但我很明白（爸爸妈妈），他们不在这里赚钱不行啊，更不用说将来读大学要很多钱。”
“出来打拼就是想家里宽裕点，但疏远了孩子……”陶妈妈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她现在打算是“只能一路走下去，再多赚点，以后等孩子过来了，也能替他们报个学习班。”
2
想回老家的四川男孩
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农村有“留守儿童”6100余万，占儿童总数20%左右。《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称，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中，有2亿以上“没有非农人口户籍”，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数据。许多外来务工人员正值盛年，大多是年轻的父母，其中很少有人把孩子带在身边。
于是，每年暑假，无数“候鸟少年”乘坐长途汽车、火车赶往父母打工所在地，也成为一场壮观的季节性人口迁徙。四川少年阿辉就是其中的一员。
从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口某大院，出门左转一路直行，到地铁出口的麦当劳，这是17岁的阿辉在广州“度假”的活动范围。比起外面的世界，他更愿意和一起来广州的堂哥小轩，躲在家里玩一款名叫“英雄联盟”的竞技类电脑游戏。
在游戏里，玩家操纵着自己的英雄进行对战，节奏激烈紧张。游戏中的阿辉是个表现活跃的高手，一旦离开电脑，他马上变成一个腼腆、羞涩、不善言辞的男孩。
他的爷爷认为这是因为他4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开了四川老家到广州来打工。“他一直跟着我们生活，与父母之间的联系很少。”爷爷说，“他平时不怎么打电话。”
直到13岁时，阿辉才应父母的要求，每年暑假挤24小时的火车来到广州。他坦言：“不喜欢广州，这里太热，东西不好吃。”
阿辉的爸爸在一间学校当保安，妈妈在一个职工宿舍楼下看门，同时经营一家小卖部。阿辉在广州的“活动范围”就是从爸爸的值班室到妈妈的小卖部，他经常帮妈妈卸货、看店，夜里偶尔也会帮爸爸值班。对于通宵值班他并不排斥：“值班室里有电脑，可以上网。”
上网，是阿辉对这个城市最大的好感，“可以知道很多在老家想都不敢想的东西”。除此之外，他没有因为一家团聚产生更多的归属感和亲密感。他经常担心自己比不上一直待在父母身边的弟弟阿庆。他总觉得父母更疼弟弟。
比阿辉小12岁的阿庆现在在广州念幼儿园。哥哥内向沉默，弟弟则活泼好动。洗手的时候，哥哥只知道用肥皂，弟弟告诉他还有洗手液。哥哥能和爷爷奶奶顺利沟通，弟弟连四川话都不大会说。对于和父母聚少离多带来的种种困难，奶奶告诉阿辉：“要隐忍，别添堵。”
今年暑假，母亲给阿辉报了一个“高三预备班”。阿辉很不情愿，但仍然答应下来，原因是他不想“扫了大人的兴”。
从来没有在大城市上过一天课的阿辉，在只有30个人的“小班课堂”上，感觉“格格不入”。“我们老家七八十人一个班，这里人少，老师经常要问到你。”阿辉声音低低地说，提问答不上来很难堪，“特别是英语课，大家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下课后也基本上没有人会和他一起聊天。他感到很不适应，很孤单。
尽管这样，阿辉还是把20天的课程坚持上完，培训课程花了1000多元。今年9月开始，弟弟就要上学前班了，每月单是学杂费就要1300元。
“想快点回老家。”阿辉说，虽然老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只有自己和爷爷、奶奶，尽管他也乐意为父母“打打杂”，帮帮忙，但他仍然想回四川，他觉得“在那里才舒服”。
“我们也想把大的留在身边。”阿辉的妈妈对大儿子充满内疚，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她说，“他小的时候，我们在打拼；现在环境稍微好点了，（异地）高考政策又没有放开，我们怕把他带过来反而更害了他……”
在阿辉父母内心深处，他们特别盼着阿辉能考到广州上大学。然而，阿辉的心愿却是考川大，“守着老了的爷爷奶奶”，替外出的父母分忧。
3
为流动儿童搭建温暖“小窝”
据全国妇联发布的相关报告，有30%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祖父母在一起“留守”。长期的亲情缺失，使得逾4成的留守儿童感到孤独，3成以上出现心理问题。
另一方面，那些追随父母来城市生活的孩子，又经常因为父母为生计奔波劳碌，得不到应有的照顾。有时父母不得不把年幼的孩子反锁在出租屋内，稍大一点的孩子就任凭其在社会“游荡”，甚至在异乡一家团圆之际，发生“二次留守”。
近年来，广东的不少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和社区公益托管机构，积极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服务。但根据相关调研报告，广东全省目前的流动儿童多达430多万，仅广州市外来工子女人数已超过50万。
然而，据初步统计，珠三角专门针对流动人口的公益托管机构不超过30家。其中，广州市只有8个公益托管点，每天仅能接纳不超过400个孩子。
在外来务工人员较为集中的番禺区，“小金雁社区公益服务中心”（原名为“新桥少年活动中心”）的有关负责人透露，仅新桥村就有7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但假期里能经常来中心参加活动的顶多100人。在番禺的城中村或周边农村，大多数孩子没有机会去少年宫，暑假大多被反锁在家中，靠玩电脑、看电视打发时间。
在番禺石岗村，还有一个由外来务工人员自发组建的“打工妈妈互助中心”。80后湖南妹子邹佳俊是该中心负责人，也是一名7岁孩子的母亲。“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来广东打工，我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和我一样成为留守儿童。”她说，要想将女儿带在身边，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女儿送去儿童托管中心，但城中村里没有这样的机构，就算有自己也负担不起托管费。因此，她萌生了联合“打工妈妈”们组建一个免费托管中心的想法。
这个想法得到了社区内“打工妈妈”们的支持与响应，2013年4月“打工妈妈互助中心”正式成立，每周一到周六的下午2点至晚上10点开放，有两位全职老师对孩子们进行看管和照顾。中心免费对孩子们开放，家长们只需每月抽出3小时来互助中心做义工，便可免费获得托管孩子的服务，这种做法在广州乃至全国都属首创。
邹佳俊坦言，中心发展运作一年来，面临着接纳能力小、缺钱缺人手的生存困境，“更不要说明确的发展方向和长远规划了。”她算了一笔账，中心场地租金和水电费、2名社工工资、活动经费，再加上中心日常运营费用、设备维护费等，每月开支至少在1.5万元。“暑假到了，开门时间也由原来的下午2点提早至上午10点，支出更大。”
经过一番努力，中心在人力、场地、设备等方面，得到了广东省千禾基金会、麦田教育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的资助。但是，该中心与千禾基金会的合约已在今年6月底到期，第二期项目资助要在第一期评估结束后才能重新申请，预计至少在今年9月以后。
在7月和8月都无法发出老师工资、支付房租的窘迫之下，邹佳俊于8月4日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向社会求助，希望募集5万元资金用于中心下半年的运营。
广东青年干部学院青年研究所所长谭建光说，目前，民办公益托管机构普遍面临一个困境，即它们提供的服务需求量巨大，但其自身能力和组织力量却不足以承担。谭建光建议，政府可以进一步完善目前已经在推行的购买社会服务政策，以提供场地、政府“买单”等形式予以支持。
谭建光对青少年心理、志愿服务领域有着长期关注和研究。他表示：“如果能给这些‘候鸟孩子’搭建一个温暖的‘小窝’，可以增进他们与家人的情感交流，也能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
家庭周刊策划统筹：陈志 李贺
版式统筹：夏彩霞
专题撰文 南方日报记者 谢苗枫
实习生 祝星月 向芮萱 刘冬艳
专题摄影 丁玎
实习生 许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