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湾区行】硅谷，其实也有软肋
斯坦福大学每年向硅谷输出众多优秀人才。
大洋网讯 “2013年，一部智能手机和20世纪70年代的大型计算机相比，价格不到其100万分之一，体积不到其10万分之一，运算能力却强了几千倍。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同样的钱能够买到的计算能力增长了10亿倍。”
从斯坦福大学的校办工业园，成长为汇聚美国一半风险投资的世界三大湾区，旧金山湾区的成功经历了各种因素机缘巧合的漫长酝酿。要从庞杂的年份和海量的事件里得出旧金山湾区的立体认知，不能只盯着苹果、谷歌这些明星企业，而要从更深更广的时空维度来审视，譬如，从一百年前、从整个美国来看旧金山湾区的发展。
自从翻译引进到国内，《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1900-2013）》（以下简称《硅谷百年史》），就成了人们了解旧金山湾区和硅谷的最佳读物之一，在国内拥有大量的粉丝。这次旧金山之旅，本报记者专访了该书作者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在硅谷的诞生地斯坦福大学旁的咖啡馆，听听皮埃罗眼中的硅谷。
此外，广州日报记者还专访了硅谷摩根山市原市长玛丽莲·里布思，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创新领导中心执行总裁高乐德·雷格理兹。“三人行必有我师”，在历史学者、政府官员、研究机构负责人的讲述中，旧金山湾区逐渐变得立体起来。
《硅谷百年史》作者皮埃罗：
在《硅谷百年史》的作者皮埃罗眼中，硅谷的成功，在于旧金山湾区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湾区从移民中所获得的竞争优势是巨大的。人才汇聚于此是因为湾区“很酷”，它对来自东海岸、欧洲和亚洲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言，是一个梦想之地。气候和金钱当然重要，但是吸引移民们来到湾区的根本原因却是体现在职业生涯中的硅谷精神。它使得工作感觉起来不像是干活，而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
皮埃罗
皮埃罗说，在多年的成功发展后，硅谷近年有一种不好的趋势，现在大企业的一些行为无疑正在扼杀硅谷宝贵的创新。他指的是谷歌、Facebook、亚马逊这些大公司在并购初创公司，他们直接把这些小公司买下来。因为相对于在自己公司里面走各种流程，开没完没了的会议来成立新部门，研发新东西，不如直接把正在做这类事情的小公司买下来。对大公司来说，这节省了各种流程成本，甚至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大公司只是看中了初创公司中的某些人才，并购后得到了想要的人才，却放弃了小公司原来的发展方向。
对这些被并购的初创公司来说，他们失去了成为下一个谷歌的机会。如果小公司一直都在期盼着如何尽快被大公司并购，又怎么能有专心创新创业呢？皮埃罗举例，如果20年前IBM买下谷歌的话，就不会再有今天的谷歌了。这让很多人都在讨论，硅谷这些大公司是不是实际上在扼杀硅谷的创新，而这些小公司也不会再有成长后对抗大公司的机会，大公司的并购实际上是提前清理了竞争对手。
这直接产生了一个现象：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硅谷第一次不是以“小”著称，而是要“做大”。英特尔（半导体公司的第一）、甲骨文（ERP软件的第一）、苹果（世界上身价最贵的公司）、谷歌（在网络搜索行业中遥遥领先）、Facebook和LinkedIn（社交网络行业的第一和第二名）、思科（路由器行业的第一）、惠普（个人电脑行业的第一），这些都是以前在硅谷不存在的大型跨国公司。硅谷原本是以“小”著称的，当它变成大型公司的聚集之地后，硅谷敢于冒险的态度也可能随之改变。
除了小公司被并购可能导致的问题，人才是皮埃罗指出的另一个问题。美国的移民法、经济不景气和美元的长期疲弱极大地降低了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大学生移民的数量。那些来到美国留学并想留在这里工作的人们，越来越难以获得工作签证。
作为人才的主要来源，当地的名牌大学仍然是初创公司的摇篮。但正如《硅谷百年史》里所写的，“每一所高校都已经大大扩充了学生们的活动，使学校变成一个围城，学生们没有时间旁骛校园之外的事情，这不利于同其他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人们认为，此种封闭体系是为了培养超级专家，但是却扼杀了创造性。”
冒险
为什么硅谷出现在美国？一个简单的答案是，总的说来，美国对于这些人才比较友善，而加州最为友善。西服和领带是皮埃罗最喜欢用的比喻。在欧洲，不穿西服、不打领带很难成为一个成功的雇员，所以能在等级阶梯中爬升的人往往也是穿着考究的人，并不一定是知识渊博、精明能干和具有创造性的人。而在加州，亿万身价的人穿的也是牛仔裤和T恤衫。
硅谷的故事未能发生在欧洲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欧洲人不愿冒险的思维模式。皮埃罗给记者讲述了自己在欧洲早年的亲身经历。他曾在一家欧洲的跨国公司工作过10年，每当一个工程师团队有一个新产品的想法时，经理人员就会问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有人干过这个吗?”如果他们回答“是”，经理就会说：“我们太迟了。”如果他们回答“否”，经理就会说：“那就没必要了。”这样，工程师们就没法做什么新东西。而在硅谷，美国人敢于冒险的热情得以发扬光大。硅谷培育了一种敢于冒险的文化，进而把它变为一种科学。
创新
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移民与当地人融合程度最高地区。这些移民他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文化，并在这里共存。所以皮埃罗在书里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证明社会在创新的过程的重要性。
硅谷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的创新并不是首先由政府规划的，而且也并不是由大型公司来主导的，而是在本身就非常具有创新力的社会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哪类人是最具有创新力的？在美国，最不具有创新力的就是官僚的政府机构、传统企业，而最具有创新能力的通常是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媒体人，而不是技术人员。所以，让硅谷成功的不是政府，不是公司，而是社会的创新风气。
皮埃罗举例说，他到过中国很多地方，但他却不想了解IT相关的东西，因为大家都在自己的办公桌旁敲着键盘，那非常无趣。他会要求人们带他去看建筑、看艺术、听音乐，那才是城市的精神，真正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东西。他还笑着说，“给你们点时间去认识广州的艺术家，下次我来广州，要带我去看各种艺术。”
帮扶
除了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在硅谷，对于初创公司来说，他们最在乎的是已经成功的人们所坚持的帮扶精神。
皮埃罗说，当人们在这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之后，硅谷便开始受益于其自产的百万富翁的慷慨。慈善活动和天使投资为打造创造力提供了第二助力。“当你还不富裕的时候要有创造性，当你富裕了要支持创造性。”这可以成为硅谷创业者的座右铭。湾区的生活方式产生的社会压力让你必须“与众不同”、必须“做到最好”。当靠自己的奋斗致富的人们聚会时，他们不只是吹嘘自己如何淘到第一桶金，还会谈论如何花钱以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事业，或为初创公司添翼助飞。在某种意义上，个人奋斗成就的百万富翁对于使之能够成为百万富翁的体制怀有感恩之情。这一现象已经成为美国社会肌体的一部分，在硅谷尤其得到了最为崇高的体现。
容错
在斯坦福大学旁边的Borrone咖啡馆，皮埃罗指着周边的环境告诉记者，年轻人喜欢这里，因为硅谷可以做各种蠢事儿，可以去尝试各种天马行空的念头，失败完全不是问题。硅谷能成功，是因为它鼓励明智的失败。一句耳熟能详的忠告是：“失败是常事，但要失败得快些。”
在硅谷存在着“试错法”，或者是“失败可以创造机会和更好的创新”这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念。再就是，失败者受到的是“鼓励而很少是惩罚”，这说明美国西部的开拓精神依然存在。
皮埃罗甚至把试错的精神引用到企业之间的竞争，他认为企业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教训，而政府也不应该出手去救排名靠前的企业，因为这对迎头赶上的企业不公平，而是要让领头的企业承受起错误的后果，这样能让后面做了正确决定的企业上位。
他认为行业的领军企业的缺失，对于促成创新十分重要。苹果公司完全错失了互联网的问世，谷歌完全错过了社交网的到来，Facebook很快也要完全错过“下一个大产品”。每一个这样的失误都有助于产生一个新的巨人和一个全新的产业。如果苹果在2000年推出了一个搜索引擎，谷歌也许永远不会存在；如果谷歌在2004年就推出了一个社交网平台，也许根本就不会有Facebook公司的产生。
施乐：
赢了复印机 输掉“计算机”
史蒂夫·乔布斯在1996年的一次演讲中曾说：“施乐本来可以拥有整个计算机产业……可以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IBM……可以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微软。”
发明了个人电脑、图形用户界面、激光打印机、以太网技术，20世纪70年代，施乐硅谷研发中心是当时美国最成功的公司研究所。可施乐硅谷研发中心创造了如此多的技术发明，却没能实现商品化呢？
1975年2月，施乐硅谷研发中心的工程师们在内部演示了个人电脑的图形用户界面。8年后，苹果公司推出了丽萨电脑，带有按施乐硅谷研发中心的开发原理设计的图形用户界面。乔布斯曾开玩笑说，施乐无法和他的不成体统的初创公司竞争，因为施乐的成本结构太高了，公司臃肿而膨胀。正如一个施乐工程师开玩笑所讲：“我们即使造一个曲别针，也会花费3000美元。”
皮埃罗在书中总结道，施乐管理层把公司看成一个复印机公司，而不是计算机或出版公司，他们留恋出租复印机的商业模式，而不是新的办公技术。此外，公司做决策时，不是考虑新技术、新机遇，而是考虑个性、权术和短期利益，施乐硅谷研发中心常常以纯粹的研发中心的模式行事，其科学家通常远离客户培训、销售或内部创业精神的培训。所以，虽然施乐硅谷研发中心在技术创新方面非常成功，但是它在科技成果商品化上却非常失败。
硅谷摩根山市原市长玛丽莲·里布思：
只有1/100的留学生能留下
“旧金山湾区并不‘完美’，它一样有自己的问题。”硅谷摩根山市原市长玛丽莲·里布思（Marilyn Liberers）近日接受广州日报专访时表示。去年刚刚卸任市长一职的她，过去5年里曾来过中国26次，可说对中国、对广州相当熟悉。现在她是美中硅谷协会的会长，继续为硅谷和中国的沟通交流做出努力。
玛丽莲
玛丽莲对中美湾区发展的观察有自己的心得。以旧金山湾区为例，硅谷是市场主导发展起来的，政府介入比较少，所以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大量财富的聚集，让旧金山湾区现在面临着地价上升、物价上涨、生活成本高等问题。而规划不好、狭长的地块可用空间不多，让硅谷面临用地不足的发展瓶颈。这方面中国则做得比较好，尤其是规划长远、土地充裕，这方面是中国的优势。
交通方面，硅谷出行主要靠高速公路，早晚上下班高峰期拥堵，交通模式的单一也制约了硅谷的进一步扩张。当地也在准备建更多更长的高速公路，连接到更远的区域，解决硅谷当前区域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
除了土地和交通，人才签证是硅谷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9年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国外出生者占硅谷熟练的科学和工程工作者的三分之一。印度人和华人占多数，约占总数的75%。玛丽莲告诉记者，硅谷周围有诸多世界一流的名校，但现在不少优秀的高校毕业生却没有办法留在硅谷工作，8000人中只有80人能拿到签证留下，政府应该尽量改变移民政策，才能为硅谷留下宝贵的优秀人才。
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创新领导中心执行总裁高乐德·雷格理兹：
秘诀：将创造力技术商业结合
从电脑鼠标到达芬奇远程手术机器人，从Siri智能语音系统再到癌症治疗，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院被称为硅谷高科技公司科技创新的“幕后英雄”。作为闻名全球的综合性咨询研究机构，在70多年的创新中，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创造了新的行业、数十亿美元的市场价值和持久的社会价值。如今，其研究范畴非常广泛，涵盖生物医学、化学和材料、科学计算、地球和空间系统、经济发展、教育、能源和环境技术等方面。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在科技成果成功转化上有何经验？日前，在广州大学城内举行的2018中美（广州）创新领导力研讨会上，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创新领导中心执行总裁高乐德·雷格理兹（Claude Leglise）接受广州日报记者专访，解码斯坦福国际研究院领导力的秘密。
高乐德
在公开演讲中，高乐德认为，研究院创新坚持的原则之一就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新技术新发明只有在市场中才能产生价值。他称，研究院在研发新产品时，一定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新发明新技术最终交给客户来决定产品的价值。
“过去一年，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的科研成果转化率超过27%。我们的秘密是将创造力、技术、商业结合在一起。”高乐德告诉记者，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才有可能改变世界。相关资料显示，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已达到25%以上，是普通高校的10倍。国际众多知名的跨国公司对其项目进行大量的投资，并与研究院合作组建了诸多的高新科技开发公司、科技园、孵化器及产业基地。
记者了解到，就在今年年初，斯坦福国际研究院也漂洋过海来到广州。今年1月，广州斯坦福国际研究院正式落户广州开发区，广州有望借助这一“外脑”，加速本地优秀项目的创新孵化。新成立的广州斯坦福研究院将以企业化形式运作和发展，下设四中心一平台，包括项目引进中心、投资中心、创新培训中心、内部运营管理中心，同时还设有研发平台，平台将携手广汽、广电、广药等本地龙头企业，围绕各领军行业单独设立联合研究院，协同美方科学家共同开展科研成果的本地化实验。
在该机制下，世界前沿的科技项目有机会“引进来”，结合中国市场实现本土化、产业化；本地的尖端项目也有快速通道可“走出去”。
“硅谷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校，包括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在内的学校培养了具有知识、创造力的学生，毕业生通过学到的科技创造了公司并运营成功。”对于当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高乐德认为，高校和大学在知识、科学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他们能有意愿且能够将好的想法商业化，推向市场并让社会受益。
“当下很多国家地区都在学习硅谷，希望打造第二个硅谷，但成功不多，硅谷有其独特的文化所在。”高乐德认为，其实在粤港澳地区，广州、深圳、珠海、香港就有很多机会，包括知识、年轻人、资本和独特的文化，他认为，这些要素可以让中国原本强大的制造业走向创意创新之路。
文/广报全媒体记者蔡冬庆、温利
图/广报全媒体记者龙成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