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与香港跨境婚姻30年变迁：“少妻二奶”越来越少
内地和香港的舞蹈演员合作舞剧，用身体语言讲述都市男女之间复杂的情感。香港与内地的跨境婚姻双方越来越追求感情的平等与质量，但也面临观念上的复杂冲突 图/东方IC
香港社工梁秋莎一直往返于香港与广州之间，服务穗港跨境婚姻家庭 受访者供图
羊城晚报记者 曾璇
周五，香港社工梁秋莎又准时出现在位于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街的穗港综合家庭服务中心，这是她往返穗港做跨境家庭服务的第18个年头。每月往返数次，她笑称自己给广九直通车“贡献”了近30万元车费，不过，能为超过2000个穗港家庭作深度跟踪服务，她觉得这路费没有白花。
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1986年，有15776名香港籍男性与内地女性登记结婚，仅有675名港女“下嫁”大陆男；2013年，娶内地女性为妻的港男人数为19166人，而港女“北嫁”则在27年间增长了10倍，达7444人。
近30年来，累计超过100万人步入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跨境婚姻，他们故事的背后是内地与香港经济差距迅速缩小而带来的价值观、婚姻观的碰撞与变化。
十几年前，歌手艾敬有首关于跨境恋情的歌，名为《我的1997》，歌里唱道：“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如今，内地居民去香港变得越来越快捷，却有越来越多的跨境婚恋者选择不去香港或者干脆“回流”内地。
观念大变迁
从讲利益到讲感情
作为跨境婚姻变化的见证人，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下称“国际社”）内地服务发展总监梁秋莎在跨境婚姻问题上有绝对的发言权。
被人称为“梁姑娘”的她，从1998年起，便开始到广州做穗港婚姻家庭辅导。梁秋莎说，30年前，跨境婚恋中的内地人一边倒地向往着香港，导致很多社会问题，如老夫少妻、未婚同居生育、包二奶等；但现在内地人与港人的婚姻，少了利益的衡量，多了感情的掂量，少了强弱分明的对垒，多了到底在哪边工作生活的纠结。
上世纪80-90年代
“老夫少妻”团圆难
梁秋莎说，1998年，香港已经回归，但由于政策原因，即使已经与香港人结婚，要想赴港定居，内地居民还是要经历一个平均长达8年的“轮候期”，最高峰时，这个轮候期长达12年。因此，那时她接触的个案，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遗留下来的，夫妻双方盼团圆盼到“颈长”。
“那个年代，很多都是女子经人介绍认识香港人，见了几次面就开始了同居关系，进而结婚（也有的一直未登记结婚，不过按1998年以前的婚姻法，可归为事实婚姻）。这类婚姻中，女方多数的心态都是———嫁了港客，能出去就好。不管对方是老是嫩、有钱没钱、对自己是好是坏。”梁秋莎说，这类婚姻也常与“老夫少妻”、“家庭暴力”等负面标签挂钩。
梁秋莎记得有不少这样的个案：男方在香港做最底层的泥水工或看更员，一个月8000元港币左右的收入，但这在当时内地人的眼中已是“天文数字”。
“当年（上世纪80年代）内地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元，而港币兑人民币的汇率是100∶130。男方在香港是典型的草根阶层，回来相亲时却穿西装打领带，在女家看来，这就是富豪了。由于当时两地信息资讯不对称，女方对男方的期望很高，见面便给男方施加不少压力，久而久之，男方开始逃避，先是减少回乡次数，继而索性‘玩失踪’，这时，女方便哭哭啼啼、拖家带口地到辅导中心拍门求助。”梁秋莎回忆道。
家住白云区的玲姐就是这类跨境婚姻的牺牲品。1995年，玲姐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嫁给了香港人阿江。婚后，阿江每月给玲姐1000多元家用，还一次性花20多万元在广园路买了套住房。他们结婚次年生下一个儿子。但好景不长，1997年，阿江对玲姐说，想要换一套大房子，先要把现在的房子卖掉，结果阿江带着卖房款回港后就再也没了人影，连儿子的证件也被他带走了。还是在穗港及海外分隔家庭辅导中心社工的帮助下，玲姐才给儿子补办了广州户口等证件。
类似的“粤港儿”的户口、读书、心理问题，可以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跨境婚姻衍生出的普遍问题。
在梁秋莎的印象中，“当年找我做婚姻辅导的，100个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是港女”。据香港官方统计数据，1996年当年，港男娶内地女人数为24564，港女嫁内地男人数则为1821，比例约为100∶7。
“这里面通过正常方式结识、年纪相当的夫妻肯定也有，不过来找我的一般都是遇到问题的（跨境婚姻）。”梁秋莎补充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