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遭遇“高龄农民”尴尬
担心老年人出事，下地前先量血压；怕出工伤事故，叮嘱老人们干累了可以“磨洋工”……记者在重庆一些区县走村串户，发现不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雇用的务农劳力大多超过60岁，80岁左右的也不鲜见。
当前，农业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正由十几年前的50岁上下为主向6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过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遭遇“高龄农民”的种种尴尬事，折射出农村劳动力加速老化，劳力“断代之忧”已非常急迫。
“下地前要量血压、一次工伤半年利润‘泡汤’”
在南川区河图乡长坪村，畔园猕猴桃种植合作社理事长王伟给记者拿出两件“新鲜物”，一件是农民土地入股的股权证，另一件则是血压计。
这家合作社流转了800多亩土地，雇用的农民平均年龄65岁以上，年纪最大的81岁。“在30多个‘高龄农民’中，患有高血压的就有七八个。因为怕出事，我们专门买来血压计，定期给农民量血压，下地前也要量。”王伟叹气道，“虽然合作社让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可还是留不住年轻人的心啊！”
记者在种植现场看到，30多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佝偻着背，正在为猕猴桃施肥除草。王伟说：“农村劳力紧缺，就算是老年人也不好找。只要来过合作社务工的，我们都留下电话，有农活就找他们。其实‘高龄农民’一天下来也做不了多少农活，合作社愿意出每天150元的工资聘用壮劳力，但没一个人愿来。”
“高龄农民”务农工伤事故时有发生，也让不少农业大户“很受伤”。开县临江镇明月村农民孙昌武流转900多亩土地种粮，农忙时节，雇用的全是65岁以上的老人干活。“夏季给水稻喷农药、做田间管理时，要反复叮嘱他们：干不动了，可以找阴凉的地方，‘想耍就耍’。不然中暑了，我可承担不起。”孙昌武说，“2013年一个70多岁的农民下地除草时，盆骨粉碎性骨折，医药费花了4多万元。‘吃掉’了我一年租地种粮将近一半的利润。”
“高龄农民”难以对接现代科技
大量留守农村的“高龄农民”务农，还暴露了3个问题：一是农业生产进度时常受到影响，影响产量；二是传统精耕细作逐渐被“懒人农业”所取代；三是务农农民年龄大，知识水平有限，农业生产新技术、新设备推广难。
从2006年以来，合川区农机部门每年都会在春耕前后向农民推广精量播种、中耕锄草、水稻牵绳定距调栽等农业新技术。以精量播种为例，这种作物播种方法使个体发育更加良好，能实现高产。但在推广时，不少“高龄农民”告诉技术员，即便有了这项技术，插秧还是得“弯腰抬背”“又脏又累”。就为一亩地增产三四十斤粮食，费这么大力气，划不来！
孙昌武农忙时要雇用30多个农民。他说：“以前农民种稻田，秋收之后，一般要翻耕两三次，为来年春耕保墒保水。现在算算工本费，真是翻耕不起！春耕要翻挖旱地、平整秧田、养育秧苗，翻挖一亩就要3个工；平整一亩秧田需要五六个工。劳动强度大，上了年纪的人根本吃不消。”
在一些村社，由于劳动力短缺，“高龄农民”务农导致产量下降。綦江区赶水镇铁石垭村村委会主任周庭忠说，全村有上千亩水田，过去水稻亩产千斤以上，现在已经降到700多斤。在2组110多户农民中，有30%左右口粮不足，需要买粮吃。村民江宗志一家5口全靠买粮，每年超过1500斤。
农业劳动力呈现“断代之忧”
1996年第一次农业普查时，我国50岁以上的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为18.1%，第二次农业普查时上升至32.5%，10年上升了14.4个百分点。照此趋势，到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我国农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的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可能超过50%。
对于农业大户而言，最直接的感受是“以前农忙才缺工，现在一年四季都缺人。”铜梁区平滩镇种菜大户敖小龙流转土地将近2000亩，日均用工量都在300人以上，每天用工都有30%左右的缺口。敖小龙说：“往往三个老头和老太太务农，也‘抵’不过一个年轻人。但现在农村能找到的只剩下60岁以上的老人了，很多体力活都干不了；用工价格年年上涨，种地效益就要打折扣。”
一个深层次问题是，务农劳力有“断代之忧”：二三十岁的农民绝大多数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四五十岁的农民愿意出外打工；农村务农大多都是6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尚未培育成熟、壮大，务农劳力萎缩的问题却已摆在面前。
“5年之后，等这批人干不动了，这些土地留给谁来种呢？谁来给城里人生产粮食？”年近65岁的孙昌武连续多年获评全国种粮标兵，他给自己划定的退休年龄是70岁。他很担心找不到“接班人”。他说：“种地是门技术活，要懂得什么种子是良种，什么植保更有效，一块田配备什么类型的旋耕机更合适，这门功夫没个几年可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