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救助善政可转化为城市发展动力

　　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16日研究了《广州市医疗救助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该《办法》引人关注的内容是：包括在穗工作、符合救助条件的非户籍务工人员，也将被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其年度最高救助限额可达5万元。

　　这当然是一个善政。这其实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去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广州市慈善医疗和应急救助实施办法》就规定，正在本市工作并在本市连续交纳二年以上社会养老保险的外来务工人员患重大疾病，自负医疗费用较大，经社会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其他专项救助后，仍然困难的，可以申请慈善医疗救助，救助金额原则上一年不超过3万元。可见，此次出台的医疗救助试行办法，其实是去年有关办法的“升级版”，并将“慈善医疗”和“应急救助”的“辅助色彩”变成了“医疗救助”这样更为“常规化”和“主渠道”的途径。这多少折射出广州市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步步为营的探索足迹。

　　中国城乡公共服务的“补课”，是一个公认的严肃命题，既是让人民分享改革成果的必由之径，也是当今中国经济转型不得不正视的重要路径之一。前者无需赘言，是科学发展理念一以贯之的体现，也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逐步提高的必然需求和结果。后者的壸奥略深，但也无非以下两点：其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助于公众消除生存层面的后顾之忧，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消费能力；其二，城市公共服务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城市吸引力、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从而进一步激活城市消费这一重要的内需板块。

　　这一部分的主观考量和客观效应，在现实中多有印证。当今世界经济整体疲软，中国必须尽快从一个外贸依存度极高的经济体转型为一个内需和外需两条腿走路的经济体。内需的激活靠什么？从本届政府成立之初，有关理念便非常清晰，比如，要用新型城镇化这一强劲的发动机，驱动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内需增长。从2012年至今，这一思路随着客观经济形势的微妙变化显得更为清晰。此处可举两个例子佐证。一个例子是，本月1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在谈到“以改革创新破除制约消费扩大的体制机制障碍”时强调，要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带动住房、家电等消费。这一表述被舆论解读为“以户籍改革助楼市去库存”，其中无疑有简单化的成分，但也部分折射了现实情况。另一个例子是，根据广州市几年前的规划，到2020年广州常住人口将为1800万人(包括户籍人口和非户籍常住人口)，将比当时1300万的常住人口增加500万人。新增的大量外来人口如何尽快在公共服务上补上短板、享受市民待遇，将决定这座城市未来的吸引力，并最终决定其消费活力。

　　记得前些年，一提到“扩大内需”，便有“挖掘低收入者的消费潜力”之类的“高见”。这类论调看似符合宏观调控的方向，其实是犯了逻辑颠倒的错误，属于杀鸡取卵式的短视眼光。本质上看，扩大内需无非鼓励国民多消费，以刺激供给的增加、或消化过剩的产能。那么，政府该如何鼓励百姓花钱？必须尊重两个前提——其一，老百姓作为独立消费主体，其市场行为大致是理性的；其二，政府只能、也有责任引导老百姓理性消费，而绝不能不负责任地提倡“超前消费”、“透支消费”。因此，鼓励花钱，政府必须先在百姓的心理上、物质上做好功课，既以公共服务的配套工程消除其的后顾之忧，又以“藏富于民”的理念真正鼓励、支持民间走向共富。当然，当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已经从昔日的无序竞争步入日趋稳定的法治市场，“第一桶金”的创富路径会更为规范，一夜暴富的狂飙大剧不太可能继续上演，在这种缓慢共富的过程中，政府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上的积极作为，对激活潜在的消费力量、保持稳定的内需便有着更为显著的意义。因此，广州的善政，开了一个头，可以预见将对其他城市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作者是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