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南侨机工的人生与家庭
南侨机工许海星。 南方日报记者 林旭娜 摄
许海星在东北时留影。
苏育平的父亲苏凤舞（后排右二）与战友合影。
本期导读
76年前，当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辛阶段的时候，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海陆交通基本被掐断，位处西南的滇缅公路，便成了外国援助中国战略物资进来的唯一“输血管”。
当时国内缺乏汽车驾驶人员，1939年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号召华侨青年回国服务，3200多名热血侨胞响应号召，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以下简称南侨机工）。从1939年至1942年间，他们运送了无数抗战官兵及总计45万吨的国际援华物资抵达抗战前线，占当时国际援助物资总量的90%以上。而近一半的南侨机工却为此献出了生命。
这3200位壮士好似遍布东南亚的凤凰花一样，不仅将最灿烂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国抗战，而且他们的爱情、婚姻及家庭生活都因为这段历史被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随着年月的流逝，他们的身影已经渐渐远去，但他们的故事应当像凤凰花一样永远璀璨，永远被后世铭记于心。
故事一
百岁机工的坎坷半生缘
马来西亚砂捞越州的首府古晋不是旅游热点，也不是商业中心，到处花红树绿，古朴自然。我们乘2小时车程，来到西连镇，看望近百岁的南侨机工许海星。
小镇的中心是一条百年老街。那一溜儿的木制骑楼，挂着复古气息浓郁的招牌，木楼外墙雕着精致的花纹，只是没有店员、顾客和货品，整条街上一片空寂，只有两位老人在悠然喝茶，一派与时光隔绝的模样。年近百岁的老机工许海星告诉我们：“我当年就从这里出发，踏上赴中国的行程。”
镇上唯一有生气的是一所华文学校，拥有200多位学生，教学楼整洁漂亮，并且配备有标准的操场。老人幽默地说：“当年我上学时，一届仅有4个学生，可如今他们都已经走了，只剩下打不死的我，哈哈！”
我们在他家坐下，一边品尝他妹妹做的马来点心和潮州小吃，一边听老人讲述他跌宕起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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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汽油一滴血”
祖籍广东潮阳的许海星，出生于1915年，是移居砂捞越的第四代华人。像许多马来西亚当地的华人一样，他从小语言天赋过人，会讲潮汕话、闽南话、客家话、马来话和英语。当年，他舅舅是开金矿的，所以家境还不错，父亲送他回汕头聿怀中学念过书。
相片上的许海星，年轻时真是个英俊小生。他17岁就会开汽车，在机器厂做过技工，在舅舅的内河船上当过船长，还会照相和冲洗相片，收入相当不错。
然而，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打乱了中国人民平静的生活，也打断了这个南洋华侨青年原本惬意的人生。1939年8月，他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加入南侨机工队，担任了从古晋出发的第三批机工队副队长。
那些年，他和队友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崎岖山路的惊险和风餐露宿的艰苦，将各种外国援助中国的抗战物资从缅北运送至国内各地。许多战友牺牲在路上，可以说是“一滴汽油一滴血”。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老人说：“我们有时候遇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段时，就只有上树摘果、下塘捕鱼了，不过也会有一些有趣的经历。广东人最看重吃，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我在贵州吃过2角钱一碗的冰糖雪耳，在四川吃过香香的煲仔菜。”言谈间，充满着饱经沧桑之后的笃定和淡然。
1942年，为了阻止日军进犯，中国军队将惠通桥炸断，滇缅公路由此中断，南侨机工队被迫解散。因为南洋各国当时被日军占领，这批南侨机工有家难回，而在中国内地又失去了工作，陷入生活困境，甚至有的人沦为街头乞丐。
许海星比较幸运，他被转入援华的美国陆军后勤部当司机。1948年，在一次战事中，他被机关枪击断了右臂肱骨。当时的医疗条件极其匮乏，尽管他接好了断骨，肱骨却被切去两寸，右臂落下了终身残疾。之后，他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内地，一直过着动荡和困顿的生活，好不容易才在1950年回到离别11年之久的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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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50年的爱情悲剧
“这是我1939年的照片，很靓仔吧？我们在战争期间正值年轻，不少人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情，不过最后大多没有美满的结局。我自己的爱情故事，也是曲折到可以拍电影的。”许海星老人平静地说。
那是在1947年，他到了东北的四平。邻居有一位18岁的满族姑娘叫阿敏，是个电影院售票员。她对这位远方来的小伙子产生了好感，就托人给许海星送来了电影票。快开场的时候，她悄悄坐到了小伙身边。这对年轻人一见倾心，8个月里最甜蜜时光就在电影院里度过。
1948年，许海星不得不离开东北，前往南方。自从手臂受伤后，他就不敢再去找阿敏，他担心自己生计没有着落，姑娘跟着他会受罪。
1977年——离别29年后，在马来西亚的蕉林椰风中生活的许海星，对阿敏的牵挂却越来越浓烈。他实在忍不住，就提笔按记忆中的地址给她写信，却因为“查无此人”被退了回来。他不甘心，又再次寄出。终于，一位好心的邮差帮他查到阿敏在长春的地址，这时阿敏已经是一位年近半百的教员了。
阿敏很快回了信，说她在许海星走后等了他足足6年。许海星老人又感激又惭愧，想给她寄点东西。阿敏回复说：“我曾经想要的永远也要不到了。我们能够通信，已经很满足了。”她还在信中祝福许海星“和大嫂永远美满”。那种关切令他百感交集。
许海星告诉我们：“我曾打听过从广东到长春的机票和火车票价，想去看望她。可当时我有8个孩子，一大家子人的生活都要靠我维持，实在不容易。”
他们在1947年相识，1948年离别，1977年恢复联系，在长春与古晋两地之间借由书信和电话往来了20年。1997年的大年初一，许海星打电话给阿敏拜年。他俩交谈了短短的3分钟，最后互道保重，不久后阿敏就去世了。
一段凄美的爱情悲剧就此落幕。许老拿出她的一封封来信，对我们说：“我这些年反复地看，不断地念，有的都已经会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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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了妻子华人的姓氏
许海星在爱情上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因为他还收获了一份来自南洋部落的爱。
他从中国回到马来西亚后，因为手臂残疾，家道又中落，只得拿着华人银行家提供的机工安家费，开始走村串乡地卖小商品，糖果、针线、内衣之类的。他的生活很苦，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睡到哪里。他经常经过当地部落大雅族的村子，感受到村民的好客和善良。
一来二往，大雅族长的妹妹看中了他。姑娘虽然当时年仅18岁，但在族中辈分很高，很受人尊重，却对已经年过30的许海星动了情。许海星说：“她就像中国的湘女一样，多情而勇于表达。于是，我成了大雅人的女婿，在离镇子华人街区68公里之外的村子里定居下来。我的生活终于稳定下来，慢慢地用受伤的手练出了开车、锄地的本事。1960年到1963年，我还在马来人、华人和大雅人混居的县里当过议员哩。”
他与妻子携手度过40年。女主人十分勤劳，撑起了8个孩子的家。由于大雅族人是没有姓的，许海星曾经满含深情地对妻子说：“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你，只能给你华人的姓。”妻子去世后，也葬入了华人的义山（即坟墓）。
“我觉得我的一生是跟着时代走的，所以我心态好、身体好。”许海星老人说，“我前两年在云南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都讲过机工经历，可以一口气讲上6小时哩！”他去年又去云南参加了南侨机工的纪念活动。
如今，老人爱看看中央四台和广东台的电视节目。除了西北一带，大半个中国他都曾经去过。每当从电视中看到昔日曾经造访过的地方，他便觉得十分亲切。
老人有20多个孙辈，一家人聚会时很热闹。他常常向儿孙们讲过去的“威水史”，以及中国的山水是如何美丽等等。他说：“我经常和孩子们一起玩一种问答游戏，都是关于中国的地理知识。比如，江西大余出什么矿产？钨矿。湖南玉屏出什么乐器？箫笛。从广东韶关到江西要过什么关？梅关。”
说到这里，老人一脸自豪地说：“别看我岁数大了，我的头脑就是一部‘电脑’，去过的地方一提名字，就能在脑子里闪过呢！”
故事二
机工后代重走父辈路
“我想与父亲一起到他战斗过的、流血流汗的地方去看看，我想走进父亲的内心世界，却再也没有机会了！”日前，在新马两国侨团组织的“重走南侨机工滇缅路”行程中，新加坡实业家苏育平先生心情沉重地说。
他的遗憾，正是南侨机工后代普遍的心态。为中国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南侨机工们，后来的境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在战争期间牺牲、病死的约占1/3，幸存下来的机工返回南洋和留在中国的大约各占1/3。
许多幸存者在有了家庭和后代之后，便不愿详谈那段历史。失去战友的悲痛、遭遇轰炸和翻车等危险的经历，以及战后谋生的艰辛，这些回忆像石头一样久久地压在他们心上。特别是那些在特殊年代遭受过冲击的人更加沉默。直到近年来南侨机工的事迹被广泛宣传，他们的子女后代才得以重新认识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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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义父改姓成为机工代言人
回到南洋或者留下中国的机工，有的常常缅怀那段日子，有些则选择缄默。砂捞越还有一位百岁机工李亚留，他就生活在离许海星所住地点不远的伦乐镇。他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到古晋，买了一辆小型巴士做客运。为了纪念在昆明参加抗战的日子，他给巴士命名为“昆明”。
这位老人直到95岁还每天骑着自行车，到3公里外看看女儿。对自己在滇缅公路上的战斗日子，他对女儿和乡亲都很少提及。他告诉南方日报记者：“他们不懂那段历史，不会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受这个苦。这是只属于我们这一辈的回忆”。
近年来，随着全球华人社会对机工历史的关注，以及中国政府和海外侨团对机工的关怀和照顾，他们的子女后代越来越有兴趣和动力去了解这段岁月。当一些机工年岁渐高，或者去世之后，他们的后辈们主动站出来，成为机工的代言人，例如许海星的外孙黄文明。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云南的全国政协委员林晓昌带来了两份关于建设南侨机工纪念设施的提案。这位委员与机工群体的关系，源自他的义父。
1983年，原本叫黄晓昌的他认识了老机工林福来，发现无儿无女的老人每当清明节便闭门不出，不吃不喝。当他询问的时候，老人含泪答道：“南侨机工有1000多位战友在抗战中牺牲，我是在为他们烧香。”林福来还讲起，自己当年在马来西亚为了参加机工队伍，被未婚妻的父母阻止，于是他毅然解除婚约走上这条路。
黄晓昌听到这些故事，非常敬佩南侨机工的赤子报国精神，他希望以实际行动善待这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老人，于是改了姓当了老人的养子，连他的儿子也姓林，一直照顾到老人故去。
林晓昌从此对机工的历史着迷起来，发起成立了云南省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收集、整理、挖掘南侨机工的事迹。他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曾捐资350多万元，在云南畹町建起了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他说：“要让机工先人们有一个归宿，也让后人读懂历史，才能发奋图强。”现在，纪念碑已被授予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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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工历史是最珍贵的“传家宝”
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国的二战历史研究会以及一些侨团，近年组织了“重走南侨机工滇缅路”活动。参加者之一的苏育平先生，就是机工的后代。在他的钱包里始终放着父亲的照片，照片上，6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倚着一辆吉普车，身后飘扬着一面“复员华侨机工联谊会”的旗帜。正中间那位戴着墨镜、风度潇洒的年轻人，就是苏育平先生的父亲——苏凤舞，祖籍广东揭西。
苏育平知道，当年侨领陈嘉庚先生带领南侨机工支援中国抗战时，正是生意兴隆的苏家急需接班人的时候。然而，父亲不顾家人的劝阻，加入了第三批南侨机工队伍。
但关于父亲的这段历史，苏先生总觉得好像谜一样模糊。曾在战火中被子弹射穿右脚的父亲，也曾对他讲过一些经历。可那时年少的他不了解历史背景，引不起共鸣。他受父亲影响最深的是心中那份对中国的特殊情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献身社会的志向。这对父子曾经在中国许多地方旅游，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回过云南。
不料，父亲在前几年却去世了，重返云南的心愿就此落空。了解父亲的过去、了解机工历史的渴求，在苏育平心里变得渐渐沉重起来。于是，他报名重走滇缅公路，踏上了一段父子两代人的心灵之旅。
在此次行程中，苏育平来到了云南畹町，在英雄长廊那密密排布的名录之中找到了父亲的名字；他亲自驾车经过澜沧江、高黎贡山等等的险峻地段；他还看到了父亲的机工档案，直到这时，他才觉得自己第一次真正走近父亲心底的最深处。他告诉车队的伙伴：“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自豪和骄傲。”他一次次向云南的幸存机工及机工遗孀赠送红包，向父亲当年的战友致敬。
在泰国的合艾，苏育平他们还遇到了另一位机工吴明的后人——吴华强先生，他是吴明5名子女中最小的儿子。吴华强说：“我年少时不懂事，后来又忙于工作和家庭，一直没有静下心来听他讲。等到我想听的时候，父亲已经年事已高，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讲不清楚了。”他的语气中难掩遗憾。
吴明去世之后，当地许多华文报纸进行了报道。吴家的兄弟姐妹找出父亲的旧照片，以及父亲当年的证书、遗物等等，由各兄弟姐妹分别妥善收藏。逢年过节，全家团聚时就拿出来看一看。吴华强说：“这是我们对父亲及南侨机工那段特殊历史的永久缅怀，这是吴家最珍贵的传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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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李贺 郭珊
专题撰文：本报记者 林亚茗 实习生 李汶哲
特约作者：新加坡文史研究者 邹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