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计划生育政策的“前世今生”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政策一直处在演变中。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快速增长，民众生育观念仍是多子多福，政府则是主张“人多力量大”，“人越多越好”论占主流。经历1959年－1961年的天灾人祸，中国才开始注意人口控制问题，但直至1972年以前，基本还是放任自流。不过，在50年代，如马寅初、潘光旦等人，就已经提出要限制人口增长，但这一派意见受到了严厉批判，很快就销声匿迹。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国家逐步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这样，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减小。在这一时期，是“人越少越好”论占主流，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得到平反，宋健、田雪原等人根据“适度人口”论提出中国的“适应人口”规模。这些观念经过反复宣传，逐渐深入人心，少生才好的思想意识逐渐普及，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无不认为应该实行人口控制。

第三段大致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口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老龄化社会日益逼近。很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力，不再聚集于人口过多，而是担忧因生育失衡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可能给中国未来带来的影响。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是是非非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以近整版篇幅，发表了中国社科院 经济 研究所田雪原的一篇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

这，还得从马寅初的那篇《新人口论》说起。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由于社会安定、医疗 卫生 条件提高，我国迎来了第一波人口过快增长时期。19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了计划生育内容，计划生育开始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

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提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因此，他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

但是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关于控制人口的主张，遭到围攻和批判。《新人口论》被批为“仇视劳动人民”、“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向人民进攻”。

再加上从195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出生率急剧下降，1960年首次出现了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计划生育被搁置。

这样的结果是，1962到1973年，中国经历了又一轮生育高峰，总出生人口达3.2亿。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

虽然如此，人口研究仍是长期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

“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必须首先面对这一桩公案，推倒一切不实之词，为新人口论平反”，3月10日，田雪原说，在这种情形下，1979年8月5日，他的一篇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刊登在《光明日报》上。

以此为契机，田雪原接连在《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批驳了人口越多越好的“人手论”，“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等的禁锢和教条，对当时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起到了推动作用。

计划生几个最合适？

控制人口要实行计划生育，而如何计划，这是个问题。

早在1970年， 周恩来就指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而其中，计划生几个最合适，才是政策的核心。

两年后的8月21日，卫生部在向国务院写的《计划生育工作调查报告》中，将城市的生育控制经验总结为“晚、稀、少”。所谓“晚”，指男女双方在25岁以后结婚；“稀”，指婚后生育间隔长一些；“少”，指一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

不过，“中国的人口增长像一辆已经开起来的汽车，有很大惯性，靠它自己慢慢停下，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田雪原说。

7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已近10亿，人们普遍感受到“人多了”。

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 国家在1978年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表明要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的态度。

同年3月，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入宪法，在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其中的措辞是“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一年后的12月中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在成都召开会议。时任副总理的陈慕华在会议上提出：“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

当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宋健，也在那一时期开始关注中国人口控制的问题。他和同事在世界上首次应用控制理论来探索人口控制问题，寻找中国人口控制问题的“关键”。

最终，他们计算出，如果平均每对夫妇只生2.14个孩子，使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相对平衡，中国人口总量将保持不变。

随后，宋健与田雪原等人合作，进行人口预测。

这一预测结果被国务院主管领导送到了中央政治局，立即引起了中央重视。

开会研究“只生一个”行不行

1980年3月，北京依然春寒料峭。

中南海西楼会议室里，关乎全中国每一个家庭的会议正在召开。

在中央看到田雪原等人的人口预测后，中央书记处就委托中办，于1980年3月至5月，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

“中央在人口问题这个重大决策前多方听取意见，尊重科学、民主的力度是空前的”。田雪原记得，那天参加中南海的第一次会议的人员，有计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等相关部委的领导，以及十几位专家学者。

中央领导要求，计划生育要快一点见成效。所以会议上，大家集中讨论的问题是：只生一个孩子，到底可行不可行。

会上，与会人员发言热烈，很多人用了“失控”一词来评价当时的人口增长势头。上街、逛商场、坐公交，大家都感觉人太多了，但是只让生一个，又嫌太少，这是社会中现实存在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矛盾。

田雪原回忆，前后5次会议，具体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第一个就是人口素质，会不会导致下一代中国人的智能水平下降？因为当时有普遍看法认为，第一个生的孩子比较憨厚，后头的会更聪明。

第二个问题是生育率城市低、农村高的特点，会不会导致城市人口越来越少，农村人口越来越多，继而影响城市化进程。第三个问题则是对“四二一”结构（是指四个老人，一对年轻的夫妇，还有他们的一个孩子）的论证。

随后的讨论过程和结论，带着浓重的改革开放后的色彩。

首先，经济学界高度统一的看法认为，纯粹的计划经济搞不下去了，只要发展商品经济，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那么，夫妻生的第一个孩子，并不一定是头一个怀的孩子。

对于城市化的进程，大家也非常乐观，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化将不主要依靠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的此消彼长，而是靠流动、迁徙。

至于“四二一”结构，当时大家经过分析讨论后认为，对于家庭来说是有可能存在的，对于整个社会却不会形成。

会议从中南海转到人民大会堂，专家从十几位减少到两个，最终，讨论渐渐转为决策过程，“只生一个”就这样定下来了。

这个过程产生了两个文件。其一是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其中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另外一个文件就是，田雪原接受领导委托向中央书记处起草的报告，定下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解决的基本方针。

“就像一个急刹车，已经踩到底了”，田雪原说，那时决策层形成的共识是，“只生一个”既非三五年间的权宜之计，又非永久之计。而是在一定期间，为了达到使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目的，围绕“控制一代人”所制定的政策。

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为国策

如今83岁的翟玉洁仍记得，1980年，“只生一个好”的口号深入人心。

那年，是她到北京西城区大院居委会的第一年，此后二十年，她都在做计生这个“天下第一难”的工作。

1981年3月6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 随后，全国计生工作体系一直建立到社区、村寨，无数被冠以“小脚侦缉队”之称的翟玉洁们，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方式，开展起了计划生育工作。

在这个时期，“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要求，取代了上世纪70年代“晚、稀、少”的提法。

1982年3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还强调“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翟玉洁记得，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只能挣十几块，而独生子女补贴额度，一个家庭一个月总共能领到5块钱。

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同时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急刹车”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从1982年的2.86，降到1990年的2.17。

回顾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的过程，田雪原说：“计划生育正是借了改革开放之力，首先从理论上拨乱反正，制造舆论。加上实践上中央的重视，才能以这样的力度推行开来。”

（注；本文系大洋网2011年3月9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