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努力在全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中走在前列
话题缘起 近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广东自贸试验区随即正式挂牌成立，进入启动建设阶段。广东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将与沪津闽自贸试验区一起，共同成为撬动中国经济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期望经过三至五年改革试验，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粤港澳深度合作，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力争建成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法制环境规范、投资贸易便利、辐射带动功能突出、监管安全高效的自由贸易园区。那么，广东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具有何种重大的战略意义、如何建设？本专栏特邀专家建言。
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开放模式
□陈 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经济以经济特区建设为引擎，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动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腾飞和崛起的缩影。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广东经济发展出现深层次矛盾，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特别是面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任务，广东经济要从过去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就必须进行深层次的制度创新，推动广东经济从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向新的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转型，建立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此为平台和引擎，实现广东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因此，上海自贸试验区与广东、天津、福建等自贸区的相继建立，它与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建立具有同样重大的战略意义。
粤港澳合作的升级版
长期以来，广东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最显著特色与优势是毗邻港澳，建立和发展主要面向港澳台侨的外向型经济。广东自贸试验区的一个重要定位，仍是突出港澳特色。但与过去跟港澳的合作主要是出口加工、货物贸易和旅游、运输物流等传统服务业的互补性合作不同，广东自贸试验区建立后所拓展的主要是离岸贸易、离岸金融、互联网经济、社会管理合作和投资便利化、服务贸易自由化等高水平、开放型的对接性、融合性深层次合作。广东与港澳地区的经济合作从发展阶段看，上世纪80年代初经济特区建立开启了以跨境加工贸易合作为主要标志的粤港澳合作1.0时代；2003年及随后签订的CEPA及其10个补充协议，则进入了以货物贸易零关税、投资便利化等传统服务业合作为主要特征的粤港澳合作2.0时代。而以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主要标志，则使粤港澳合作进入以经贸制度、法律对接，技术、标准一体化和离岸贸易、跨境金融、互联网经济等高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为主导的粤港澳合作3.0阶段。实际上，广东自贸试验区的建立，既是粤港澳合作的升级版，同时也是CEPA框架下扩大对港澳地区的高水平、深层次开放，是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机制创新与“先行先试”综合试验。广东自贸试验区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创新CEPA的实施机制，推进粤港澳技术标准、服务规制与营商环境的深度融合与对接，通过推动三地人员、资金、技术和信息等服务要素便捷流动等举措，切实解决CEPA落地中碰到的体制壁垒与机制障碍问题。
大珠三角产业升级的新引擎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内地和港澳珠三角都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层次问题，而广东自贸试验区建立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用粤港澳合作的转型升级来推动粤港澳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为粤港澳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引擎。推动港澳经济升级转型的最直接最有效途径是扩充经济发展腹地，对接内地产业链条，降低经济发展的边际成本，提升港澳服务业的规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粤港澳三地都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共同任务。因此，应以广东自贸试验区建立为契机，充分利用港澳服务业发达和科教、研发实力雄厚的优势，依托珠三角制造业发展基础，发挥港澳高端服务业的示范、引领和辐射效应，推动广东转型升级，拓宽港澳服务业发展空间，提升港澳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加快打造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形成与港澳优势互补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区域现代产业体系。
对接国际经贸最新规则的试验园
在当前形势下，由于实施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为代表的国际经贸新规则已成为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的潮流，对中国这样一个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中经济体是一种挑战，对以“肯定清单”管理为特色的CEPA实施机制也将产生冲击。因此，建立广东自贸试验区的一大目标，是借鉴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在试验区内进行新国际经贸规则的深层次压力测试和进行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机制创新与“先行先试”。在经过总结经验、取得成效后再向广东全省和内地其他省份有序推广。由于广东自贸区的特色是面向“一国两制”下的港澳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是CEPA先行先试的综合试验区。我认为在广东自贸区内实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标准可更高，负面清单更少，准入前国民待遇实施更彻底。由于在广东自贸区内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等相关政策的风险可能相对于其他自贸区较低，而其成效更显著，因而相关的过渡期也可能更短。
广东自贸试验区位于广州、深圳、珠海这三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中心城市和经济特区城市，依托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博彩、旅游、休闲中心的港澳地区，背靠珠三角、环珠江湾地区，辐射、延伸到整个珠江、泛珠江流域的我国华南、中南和西南地区。因此，它不仅是内地向港澳进一步深层次开放的创新平台和粤港澳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还是对接“泛珠”合作和“海丝”建设的枢纽性结点，是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门户。我们应以广东自贸试验区建立为契机，构建改革开放新格局，积极对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国家战略，打造内地企业“走出去”、进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总部基地和港澳台侨企业“请进来”、投资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的枢纽性结点。
作者系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本文为广东省“打造理论粤军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努力打造新型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试验区
□毛艳华
在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被列为广东自贸试验区的首要任务，并要求广东自贸试验区“在扩大开放的制度建设上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加快形成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体系”。如果把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顺应新一轮全球化趋势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考虑的话，建立自贸试验区作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就是要在广东自贸试验区率先开展新型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压力测试，以开放倒逼改革，为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提供中国方案。因此，广东自贸试验区任务重大，全面准确地理解总体方案中提出的这一重大任务的内涵，对于接下来的三至五年推进广东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
建立广东自贸试验区，率先开展投资贸易规则的压力测试，以开放倒逼改革，为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回顾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历程，通过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沿海地区率先改革开放，抓住了发达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和成本优势，从而吸引了大量制造业领域的海外资本，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发展加工贸易，对外贸易获得了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外向型产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也缺乏研究设计和市场销售环节，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经济附加值非常低，并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相应的，在国际贸易分工中，这种产业分工格局造成了我国长期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大量货物贸易顺差以及服务贸易逆差。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全球贸易和价值链都面临着再平衡的巨大压力。从国内来看，随着人口红利递减，对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更高要求，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从主要依赖传统低成本优势转变到依靠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主的新的综合竞争优势。经济规律和国际经验表明，要实现更加“多元平衡”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消除“边境内壁垒”，加快服务与投资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才能参与新一轮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和竞争。在自贸试验区率先开展投资贸易规则的压力测试，如负面清单管理、“事中事后”监管和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等，探索发达国家高端服务业进入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本产能走向海外的监管模式，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中确定我们应有的分工地位。因此，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为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这正是建立自贸试验区的真正意义所在。
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竞争新优势
建立广东自贸试验区，率先开展新型投资贸易规则的试验，为参与全球投资贸易规则重构提供中国方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竞争新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建立四个经济特区为起点，不断探索与接轨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规则，充分利用“二个市场、二种资源”推动国内经济贸易快速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以来，在WTO框架下广泛开展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我国在全球已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国际经贸利益。当前，中国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已成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利益攸关者。但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网络的兴起，现有国际贸易规则已无法回应以全球价值链为代表的新贸易模式的要求，比如投资、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等。同时，新一轮国际产业进步和经济竞争孕育并催生着新的游戏规则，比如竞争政策、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全球贸易治理结构正处于新的调整期。同时，自WTO多哈回合谈判受挫后，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许多国家开始转向推进高水平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例如，美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其目的就是以自身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标准为模板主导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的重构。总之，全球投资贸易规则重构已是大势所趋，这代表着新国际分工和竞争游戏规则的内在要求。自贸试验区作为参与全球投资贸易规则重构的试验平台，通过开展先行先试，有利于我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增强设置议题并提出建设性倡议的能力，有利于在参与全球投资贸易规则重构中提出中国方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竞争新优势，这也是建立自贸试验区的真正意义所在。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打造新型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试验区
基于以上对广东自贸试验区战略使命的分析，表明自贸试验区不是优惠政策的洼地，而是制度创新的高地。自贸试验区建设应告别过去依靠财税政策优惠、招商引资、引进技术、推动出口的传统开发区建设模式，通过开展制度创新建立与高水平投资贸易自由化规则接轨的体制和规则环境，努力打造新型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试验区。具体来说，应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总体方案的相关试验要求，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努力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比如，在优化法治环境方面，试点开展对内对外开放的执法与司法建设，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强化自贸试验区制度性和程序性法规规章建设，完善公众参与法规规章起草机制，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规规章草案；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体制，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和维权援助机制，探索建立自贸试验区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机制等。又如，在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加快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探索全程电子化登记和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建立一口受理、同步审批的“一站式”高效服务模式，建设市场准入统一平台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多部门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再如，在外商投资管理方面，加快探索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宽进严管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在实施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的同时，要探索建立相适应的安全高效“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外商投资管理经验。
作者系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顺应全球经贸新趋势集聚发展新产业新业态
□黄晓凤
随着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兴起、全球经贸格局的重塑与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打造，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中国更深地融入全球化的国家战略。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使之与沪津闽自贸试验区一起共同成为撬动中国经济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广东自贸试验区的主要目标是深化改革开放、粤港澳经济深度融合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等。而产业创新的关键就是要创造新产业、引领新业态、建立新规制、打造空间新布局，通过产业创新等系列创新，将广东自贸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聚焦智能制造、互联制造、健康制造和绿色制造，抢占新兴产业制高点
顺应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趋势，广东自贸试验区未来要进一步聚集智能制造、互联制造、健康制造和绿色制造，创造性地发展高端制造业，在全球制造新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引领“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
依托南沙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等重大项目，重点发展工业机器人、汽车制造、船舶制造和海洋工程装备以及航空航天装备等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业；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工业互联网健康发展；建立生物与健康产业技术创新体系，鼓励生物与健康医药行业企业总部及其研发中心落户自贸区，形成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化的较为完整的生物与健康高端产业链，加快发展基因工程药物、现代中药、化学合成创新药物及海洋药物等医药制造业；以南沙核电装备产业园为重点，大力发展风电、核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绿色能源产业，推动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重金属污染防治等先进绿色环保技术的开发与产业化。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发展现代服务业新兴业态
加快发展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向工业研发、设计、国际会展、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领域的融合，创新发展现代服务业新兴业态。一是创新国际服务贸易新兴业态，重点发展国际航运物流、国际商贸、国际会展、海洋科技研发、国际检验检测、国际融资租赁、专业服务等国际服务贸易新兴业态。二是创新离岸贸易新兴业态，在自贸区内实施离岸贸易税收激励计划，吸引国内外大中型企业将营业总部、采购、研发和市场营销中心以及海外跨国公司将区域总部落户自贸区，建立和发展全球贸易网络，打造以贸易营运控制功能为核心的离岸贸易平台。三是创新跨境电子商务新兴业态，在汽车、化工、重大装备、信息电子、生物与健康等广东省内优势领域和重点高新技术产品领域鼓励、发展、壮大一批专业性的跨境电商平台，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海关监管、检验检疫、退税、跨境支付、物流等支撑系统，创新跨境电子商务的进出口模式。四是创新保税展示交易平台新兴业态，重点发展各类专业性保税展示交易和进口商品直销(分销)平台，如健康医疗产品、智能装备、电子产品等。五是创新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新兴业态，开展国际碳排放权、有色金属和大宗农产品的国际贸易。
创新产业发展规制，形成投资准入开放宽松、管理透明高效的产业发展环境
产业创新需要制度的优化，广东自贸试验区以新产业和新业态发展的制度需求为导向，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先行先试，创新产业发展新规制。一是产业投资准入创新，全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二是现代服务业投资领域开放创新，按照国家规定，自贸区在CEPA框架下实施对港澳更深度开放，重点在金融服务、科技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等领域，暂停、取消或者放宽对港澳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等准入限制措施；三是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政策创新，支持南沙，深圳前海、蛇口和珠海横琴三大片区相关开发主体利用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体制，设立自贸试验区产业基金，推进产业与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金融资本的融合，拓展投融资渠道；四是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创新，自贸区按照国家规定，实施不导致利润转移、税基侵蚀的适应境外股权投资和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五是新兴产业发展的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完善知识产权资助政策和奖励制度，完善知识产权司法和行政保护机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统一的知识产权综合保护和管理机制。
打造自贸区三大片区主导功能相对集聚、空间资源高效整合的产业空间布局
坚持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体现产业功能集聚与联动、实现国内外资源高效配置的产业布局原则，将南沙片区打造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商贸和高端制造业功能区，重点发展总部经济、国际会展、国际航运、高端制造、高端消费品保税展示交易、免税购物等功能业务；将深圳前海蛇口片区打造成创新能力高度发达、对全球具有辐射影响力的国际金融服务和科技研发功能服务区，充分发挥联通深港的优势，与香港深入融合重点发展科技研发、离岸金融、融资租赁、文化创意与工业设计、软件开发与云服务等领域的服务外包、大宗商品交易(期货保税交割)、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服务等功能业务；将珠海横琴片区打造成健康医疗和科技文化服务功能区，充分发挥毗邻澳门的优势，与澳门深入融合重点发展旅游休闲、健康医疗、文化科技和高新技术等产业。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本文为广东省“打造理论粤军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对接港澳实现
体制机制创新
□林 江
广东自贸试验区已正式挂牌，实现体制机制创新，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是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自贸试验区的期待。那么，广东自贸试验区要完成这项创新任务的底气在哪里？
广东拥有实现体制机制创新所需要的人才、载体和环境
一般而言，要实现创新，需要三类要素和条件：一是创新人才，二是创新的载体和资源，三是推动创新的机制和环境。
首先说一下人才，我们不能说广东自贸试验区没有创新人才，从两院院士到著名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再到企业的研发人员，广东自贸试验区都不缺乏，总体上看，我们能够说得出来的学科门类，广东都有与之对应的人才。可是拥有有创意的人才很重要。美国的硅谷为什么拥有如此多的创新型人才？除了其附近有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等著名高校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硅谷容忍失败，可以屡败屡战。广东应该营造一个类似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长的环境。
近期，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都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出台一些鼓励实现自贸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措施，这就涉及创新的载体或者说主体了。毫无疑问，创新的载体或主体应该是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广东的民营企业数量数以百万计，尽管做强做大的不算很多，但这不影响广东自贸试验区的体制机制创新，因为企业最重要的作用是把创新资源包括技术、管理、思想和人才与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并以产品和服务的形式体现出来，至于该企业是否属于大企业、强企业与其产品和服务是否具有创意、企业是否拥有创新能力关系不会太大。相反，民营中小企业由于管理体制灵活，对市场信息的反应快，反而容易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上取得进展。由于广东的民营企业数量庞大，如果这些企业当中或多或少都有创新意识，那么我们就有较大的机会在创新上取得成绩。
至于说推动创新的机制和环境，无论是广东自贸试验区的总体方案，还是南沙、横琴、前海各个片区所在城市的政府，都把推动营造有利创新的环境放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同时还出台了不少的政策措施，例如南沙金融改革15条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其他的政策措施还包括出台负面清单管理、政府审批规程的简化等。因此，广东自贸试验区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条件实现体制机制创新的区域，这不仅因为广东拥有创新所需要的人才、载体和环境，而且还因为自贸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允许广东可以通过试错的方法来啃改革的“硬骨头”，更难得的是，从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到普罗大众都对自贸试验区的各种制度试验充满期待。
与港澳的全方位对接成为广东自贸试验区实现体制机制创新的底气
拥有可能走向成功的各种要素、资源和条件与真正走向成功还是两码事。这里，我们期待的是创新的动力和机制。我认为，这个机制就是与国际接轨的机制。换言之，我们需要在国内造就这样一种环境和机制，让国际的现代服务业的提供商和先进制造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相信，在我国的某个地区，投资、经营和提供服务，与他们在欧美、日本、香港等地投资是一样的，法律体系、司法制度是相似的，政府治理环境、金融管理制度、信息开放程度是近似的甚至是一致的，商业运营机制也是相差无几的，而自贸试验区实际上肩负着造就上述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的重任。我认为，广东自贸试验区实现体制机制创新的底气，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与港澳的全方位对接。一方面，通过借力港澳地区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及其创新人才资源，对接东南亚乃至欧美，让广东的企业“走出去”，为实现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作出贡献；另一方面，通过对接港澳，提升广东现代服务业的水平，让珠三角地区庞大的加工制造业尽快实现转型升级，并通过促进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吸引更多的高端国际投资者和跨国企业进入内地，帮助他们更好地拓展内地庞大的市场，也加快了内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成长步伐，同时通过自贸区的先行先试，让香港的城市管理、污水处理、环境工程、港口管理等先进经验和做法在自贸区落地，并依托珠三角乃至粤东西部的庞大企业群体和城市群体进行“本土化”试验。若试验成功，再把香港原创、广东再造的“大珠三角”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运作和服务模式复制到内地的其他省区。届时，广东自贸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的宏伟蓝图将得以实现。可见，广东自贸试验区的创新之处在于把港澳地区的优秀人才和资源与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及其载体有机融合起来，并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加速粤港澳地区资源、人才在自贸试验区充分对接和互动，从而产生更大的市场和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