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扶贫大包大揽现后遗症:农民不下地干部代劳
在陕北革命老区，随着国家扶贫力度加大，各项优惠政策不断落地，老区发展脱贫的基础逐渐好转。但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表示，政策好了，政府包揽也多了，部分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动性降低、依赖性增强；有的项目实施只重考核，忽视农民意愿和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
在陕西省延安市，棚栽、苹果成为政府大力推广的农业产业。延安市农业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市蔬菜播种面积36万亩，产量113万吨；苹果总面积为340万亩，产量288万吨，位居陕西省首位。
在延安的许多县区，政府修建大棚，免费或低价租给农民经营；在经营初期，政府往往还会对购买草帘、机械等进行补贴。很多地方的果树栽种，也由政府进行前期投入。记者在走访时发现，伴随扶贫力度的加大，“等靠要”、过度依赖的苗头也开始出现。
30岁的胡志英是延安市志丹县金丁镇胡新庄社区的一位农民，种植大棚已近4个年头。作为村里最年轻的大棚种植者，目前他经营11个大棚，一年能有十几万元的收入。
当地政府免费为农民修建大棚，提供免费的肥料、菜苗，还有技术服务。一期承包5年，他只需要掏三、四千元的承包费。胡志英表示，政府应该再加大扶持力度。“我这些棚的草帘子明年也该换了，希望政府能免费给换。”胡志英说。
记者问，为什么认为自家棚换帘子是政府的事？胡志英表示，政府投钱建棚还给补贴，农民就更想“开车不加油”了。
志丹县顺宁镇白草台村的任志洋也有同样的想法。种草莓每年收入六七万元，但他不愿意追加投资，“草帘子一块80块钱，政府给个三、五十块钱的扶持就好了；当然，政府要是年年扶持就好了。”
“除了产业发展外，一些人在生活上对政府依赖性也很强。”志丹县双河乡乡长王春艳说，“有的人不愿发展产业，总是指望政府救济、补贴，时不时跑到乡政府来要钱，不给就不走。”
延安市宝塔区甘谷驿镇党委书记武治建说，过去吃救济会感觉没面子，现在有些人却隔几天就来镇政府要个30元、50元的，还觉得很骄傲、很光荣。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只要有百姓来闹，就会给些钱打发走人。
在采访调查中，延安市多名基层干部表示，农民这种依赖思想普遍存在。武治建说，一些农民不爱钻研，遇上病虫害，只问打什么药能解决问题，不主动了解为什么，“这就好像吃饭，有饭吃就行，不想了解饭是怎么做的。这样的话，水平很难提高，很难实现科学种田”。
有基层干部反映，有的地方发展了大棚和果园，但农民不愿种。迫于上头的考核压力，乡镇干部只得亲自上阵。甚至出现干部种大棚、上街卖黄瓜，进果园打药、拉枝，而农民宁愿打麻将也不种地的现象。
武治建说，种苹果需要管护，短期内来不了钱，一些农民宁愿外出打零工。但政府投入人力、物力辛辛苦苦建成的山地苹果园，又不能眼看着荒废了，没办法，干部只能帮忙管护、打药。久而久之，一些农户就认为，即便他们不下地干活，也会有干部代劳。
多位基层干部表示，农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抓住了基层干部考核的软肋。政府想出政绩，干部重视考核，农民就是不干，看你政府急不急。长此以往，很多基层干部心中都有怨言。
延安市子长县杨家园则镇党委副书记魏安定已在基层工作近9年。他说：“多少年了，凡是政府大包大揽的项目，鲜有成功的。”
魏安定说，地方大棚种植有两种模式，一是小农小户，基本靠政策扶持，一旦不扶持就发展不下去了；一是种植大户，政府投入占比不多，反而主动性强，大棚运转良好。
子长县杨家园则镇吴家寨则村，33岁的苗遇春是棚栽大户，从最初的2个大棚，发展到现在的28个大棚，年纯利润四五十万元。他认为，目前政府的扶持力度很大，但长远来看还是要靠农民自己的致富意识和勤奋程度。往往政府管得太多，反而没有管到“点子”上。比如大棚种植前期靠投入，后期就靠技术，政府要把握每个阶段的节奏，不是什么都能“一补了之”。
一些基层群众还表示，有些农业项目存在上得太快、规模太大等问题，没有引导、示范的过程，农民一下子接受不了；还有的项目本身选址有问题，由于偏僻或者人口搬迁，不便农户经营。在延安一些地区，就出现过刚刚建成的大棚大面积撂荒的现象。
多位基层干部表示，政府扶贫不应“大包大揽”“推着抱着”，而应引导农民更多参与，多征求农民意见，激发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才能使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越走越宽。(记者 李华 姜辰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