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超：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与当前国家建设存在一定的契合点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马相彬 发自广州
一直以来，广州都是国内孙中山研究的重镇，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山大学各执一端。
张金超是省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的青年学者，在他看来，对孙中山的历史评价不能过于苛刻，不能偏颇，更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应多一点“理解之同情”。
张金超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孙中山研究至今，逐渐脱离了“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此类单纯的政治评价的指标体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增强从文化史和社会环境的角度研究孙中山。孙中山研究总体上由显学退隐，同时在认识和史事方面的新挑战也越来越多。
对孙中山“三大遗产”的研究
时代周报：孙中山一生涉足地点众多，广州在其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
张金超：我曾参与编写《广州：辛亥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一书，广州向来被誉为“英雄城市”“革命之城”，不但是孙中山早年的求学地，也是孙中山的思想孕育地、革命思想传播地、革命起义策源地，在孙中山的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州也是孙中山留下足迹最多的，比如中山大学、孙中山大元帅府、黄埔军校等。
孙中山在广州孕育了革命思想，并通过革命同志创办革命刊物来传播革命思想。孙中山将其早年领导的革命归纳为10次，其中3次都发生在广州，在1917-1925年间，晚年的孙中山从上海南下，为捍卫其共和思想，又选择了广州作为三次革命政权的建立地，足见广州在孙中山革命实践中的地位。
此外，广州还是孙中山思想转变地和建设思想的实践地。1924年，还是在广州，改组后的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确立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和目标，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从而实现了思想的伟大转变。孙中山晚年在广州系统演讲“三民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富有前瞻性的建国大纲。
时代周报：孙中山曾亲口承认，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影响，是其晚年重视舆论宣传思想与实践的重要因素之一。苏俄、共产国际主要通过派往中国的代表来影响孙中山，“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更是面受教益。苏俄、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以及具体表现是什么？
张金超：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是双方互相影响的结果。
一方面，对苏俄来讲，十月革命后，他们急需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其他国家的认可，急需通过输出革命来提升共产主义革命的影响；就孙中山而言，也是外交策略上选择的结果，“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之后，孙中山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对日本批评之辞越来越多。孙中山前期对英、美等西方国家长期抱有幻想，但英美等列强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态度一直很冷淡，尤其是“关余事件”后，美国率先派兵舰来广州，对革命进行了干预，孙中山才彻底认清了西方列强不希望中国革命成功的企图，丢掉了对西方列强的幻想。
孙中山从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了希望，双方一开始是通过电报往来等方式，在形式上进行接触；之后，苏俄及共产国际开始派代表到南方与孙中山接洽，再接着，苏俄直接派人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及黄埔军校的筹建等具体工作。
总的来说，苏俄、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使了孙中山革命思想发生了伟大转变，促成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出；同时，苏俄在军事上支持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效仿苏俄经验，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并推行党代表制度；在思想舆论上，则令孙中山更加注重宣传工作，以唤醒民众。
时代周报：毛泽东把“三民主义纲领”“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奋斗精神”并称为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是“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该如何理解？
张金超：“三民主义纲领”可以理解为孙中山思想方面的遗产，“统一战线政策”实际是指孙中山的政治遗产方面，“艰苦奋斗精神”讲的则是孙中山的品质方面—这三大遗产，尤其是“统一战线政策”，对后来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作用。
关于对孙中山“三大遗产”的评价，当前研究还不够，还可以再进行深入、系统研究。
时代周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构想了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当前该如何看待和评价《建国方略》？
张金超：尽管孙中山在上个世纪就提出了《建国方略》，但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孙中山的很多构想才渐渐得以实现。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构想了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这与当前的国家建设存在一定的契合点。
《建国方略》共分为三部分，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主要讲哲学思想、心理建设；之二《实业计划》，主要阐释了物质建设方略；之三《民权初步》，讲的是社会建设的构想。其中，《实业计划》影响较大。《实业计划》原名为《国际共同开发中国计划》，其目的是要通过发展实业，实现强国、富国、裕民的构想。《建国方略》里的建设“三大港口”“铁路网”等构想，是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提出的，具有很强的前瞻性、科学性和系统性，这些振兴中华的伟大构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建设目标才慢慢得以实现，如当前飞速发展的高铁建设等等。
辩证地看待孙中山与洪门之关系
时代周报：孙中山到底有无见过李鸿章？《走向共和》等影视剧以及国民党资料显示，是见了的，因此存在“拜见过李傅相”一说，但历史普遍认为其实没有。
张金超：孙中山未曾见过李鸿章，影视作品中渲染的所谓“李鸿章见面”，是艺术性的虚构，不足为信。按照历史记载以及前辈学者的详细考证，孙中山确有写过《上李傅相书》，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等见解，并经郑观应、王韬、罗丰禄、徐秋畦等引荐，但他本人却未见过李鸿章。
1894年，孙中山跟陆皓东赴天津上书李鸿章，而李鸿章出于一定的目的，以军务繁忙为借口拒绝接见。“孙中山的文章和年谱中未提及相见之事，因此可以断定，孙、李见面一说缺乏证据”，李敖在《孙中山见了李鸿章吗》一文中也对此提出了质疑。但可以确信的是，《上李傅相书》是影响孙中山早年思想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坚定了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决心。
时代周报：香港导演陈可辛拍《十月围城》时说过，“孙中山是入了洪门的，他是双花红棍，四二六，是有堂号的。讲这个肯定过不了，而且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其实我们拍了一段戏，因为太长后来剪掉了。”如何看待孙中山与洪门的关系？
张金超：孙中山入洪门之说的确是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孙中山与洪门的关系比较复杂。首先，孙中山早年的确加入过洪门，这是历史事实，尤其是我最近看到的加拿大洪门手册等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孙中山加入洪门是为了方便为革命筹款和躲避清政府对革命的迫害，洪门也的确给予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以资助，但后来，民国元年之后，孙中山与洪门尤其是其首领黄三德的关系恶化，导致最后与洪门分道扬镳。
时代周报：富商张弼士两次捐巨款资助孙中山开展民族革命事业，但对于此事，也存有质疑之声。对于张弼士捐巨款之说该如何看待？
张金超：张弼士两次捐巨款之说目前看来是缺乏依据的。
首先，张弼士不可能捐赠所谓的巨款，因为孙中山本人乃至身边的革命党人对此“捐巨款”之说并无任何记录。另外，孙中山在晚年对其革命事业进行的多次总结中也未提及，目前出版的有关孙中山的文集、年谱中也未提及，由此可见张弼士捐巨款一事显然是不存在的。其实，之前中山大学的李吉奎教授也曾发表过《张弼士巨款援孙说质疑》一文，对此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时代周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受富商“赞助”甚多，应如何看待孙中山与富商之间的关系？
张金超：孙中山一生的革命事业，受富商“赞助”甚多，尤其是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活动经费的筹措，不少华侨为此捐款。所谓的富商，其实主要是海外华侨，其中他的哥哥孙眉就是其革命事业最大的支持者。为了支持弟弟的革命理想，孙眉慷慨解囊，倾其所有，甚至最后倾家荡产；其他富商还包括南洋的张永福、林义顺等，日本的冯镜如家族、吴锦堂，还有美洲、加拿大的华侨等。
当时的革命派兴办报纸，宣传革命思想，在革命思潮的鼓舞下，华侨及民众们纷纷解囊，资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华侨富商对中国近代革命事业的支持，对当时中国蓬勃发展的革命事业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充分肯定。
历史研究应多一些“理解之同情”
时代周报：当前，对孙中山的研究逐渐脱离了“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这种单纯的政治评价的指标体系，越来越多的学者有意识地增强了从文化史和社会环境的角度对孙中山的研究，应如何看待这个转变？
张金超：以前在革命史观的影响下，研究孙中山的革命历史自然是重点，但近些年来，在现代化史观乃至文化史观的观照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有意识地增强了从文化史和社会环境的角度对孙中山的研究，关注孙中山的建设思想和文化思想的课题越来越多，比如中山大学的林家有教授，近年出版的《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和《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研究》等，都是很有新意的代表作，对我们全面看待孙中山大有裨益。
时代周报：吴佩孚曾说过：“余信政治之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为政治为一种技术。”这个评价与主流的正面评价不一致，应如何看待目前对孙中山的一些负面评价？
张金超：历史学强调的是多一些“理解之同情”。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角度、立场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声音，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对其评价应主要看他为国家发展、为民族进步、为社会进步作了哪些重要贡献。
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过于苛刻，不能追求所谓的完人；更不能偏颇，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相反，要多一点人文关怀。
反观当下，有些人以当前的标准甚至是西方的一些理论来对比孙中山，这显然是很“苛刻”的，也是无任何意义的。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大多是依照当时旧中国现实的社会环境提出和推行的，是符合当时中国的现状和实际的，因而不能站在当前的角度，拿西方的理论“生搬硬套”、哗众取宠地对其指责。
时代周报：目前来看，孙中山研究总体上由显学退隐，同时在认识和史事方面也存在越来越多的新挑战，作为年轻一代的孙中山研究者，对此有何体会？这些年来，孙中山研究有没有产生其他的新路径？
张金超：当下，孙中山研究总体上呈现由显学退隐的趋势，这诚如梁启超所说的“学术发展一般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个时期”，孙中山研究当前处于蜕分期，这是受学术发展规律所制约的。当然，也不要太悲观，从某方面来说，也可能是好事，学术研究需要沉淀和反思。
孙中山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创了一个时代，孙中山研究起点比较高，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前辈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于年轻一代的学者来说，认识和史事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挑战。
但孙中山研究也还有很多空间。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较高，他的思想，他的革命事功，他在世界各地的活动，他与诸多近代人物事件之间的关系，他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都有深化和拓展的空间。所以孙中山研究仍要坚持，只不过需要下更多功夫，对已出版的各类孙中山文集、年谱、相关人物的材料，以及即将出版的各类新材料、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等都要充分吸收，才能找到较新的选题。
（张金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出版有《孙中山人生箴言》、《孙中山研究综目（ 1990-2015 ）》、《伍朝枢与民国外交》，合著（编）有《田桐集》、《文武兼备的革命家朱执信》、《广州：辛亥革命运动的策源地》等，发表论文十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