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的孩子：常在学校惹是非 父母教育就是“打”
船房社区是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村”里2500多栋出租房里，居住着近8万多来自贵州、四川、重庆及云南昭通、宣威、曲靖等地的外来流动人口。
社区分为新村和老村。老村的楼房一栋挨着一栋，抬头看到的都是“一线天”。12岁的吴慧(化名)家就在这些杂乱的楼里，她总是怕回家。
长在城中村的男孩女孩
下午4时，吴慧背着书包，慢慢走过音像店、服装店、小食店、照相馆、棋牌室以及摆着水果摊、烧烤摊的巷子，来到船房社区“儿童之家”。和她一样，社区里一些放学后的孩子也在此时陆陆续续地进来，做作业、看书、游戏，和两名社工姐姐聊天。
吴慧一家从重庆来到昆明，已经在船房社区居住了八九年。爸爸做装修，妈妈是家政工，还有吴慧姐妹3人，但她觉得“妈妈偏爱两个妹妹”，“她们穿得漂亮，而她却脏兮兮”。吴慧的爸爸好赌，妈妈不识字。吴慧不爱学习，在学校常常惹是生非，父母对她的教育就是“打”。被打怕的吴慧放学后不想回家，有时去社区旁的小河边看人家跳广场舞，有时跟一些社会上认识的青少年满大街闲逛，晚上要么睡在家乐福门口，要么在自家楼道口坐一夜。
10岁的大良(化名)有一双蓝色的眼睛，让他在一群孩子中显得与众不同。
每天中午吃了午饭，大良会穿过那些狭窄的小巷，来到船房第八社区居委会。这只是城中村一幢普通的4层楼房，墙上彩虹图案包裹下有四个大字“快乐方舟”。当有人来这里拍照的时候，他都要拍拍人家的手，示意他们把“快乐方舟”拍进去。
大良听不见也不会说话。他没有户口，进不了特殊教育的学校。
自从专门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服务机构“快乐方舟”在第八社区居委会建立起来后，这里就成了大良的“学校”，专职社工罗贤花与杨凤梅每天轮流给大良上课，3个人都不懂手语，他们比比划划。大良蓝色的眼睛闪烁着明亮的光。
大良一家全靠爸爸打零工维持生活。不识字的妈妈并不愿意大良来“快乐方舟”。小区里有不少棋牌室，她希望大良去棋牌室，端茶倒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每天可以挣一元两元，贴补家用。
“社区里没有提供青少年活动的公共设施。”“快乐方舟”的项目经理苏淑珍说，社区中网吧、棋牌室、游戏室、成人用品商店、洗头房等较多，闲暇时间流连于街头的流动儿童，很容易从社区中获得不良信息和刺激，影响其健康成长。
两个专为流动青少年服务的机构仅是杯水车薪
“这么庞大的一个城中村，有十多个这样为流动青少年服务的机构才够。”驻扎在社区里的西华派出所的一位负责人说。
据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调查，该社区8万多外来人口中，流动青少年约占10%。他们中大多数就读于民办学校，许多流动青少年初中毕业后被动进入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一部分流动青少年成为失业、失学、失管青年，在复杂社区中成长的他们很容易成为社区中的不良群体：偷盗、抢劫和“拔毛”，甚至集结成有一定黑社会性质的不良团伙，成为社区社会治安的隐患。
当地派出所介绍，近几年，该社区中违法犯罪案件90%以上是流动青少年所为，年龄主要是12岁～18岁，受害者也大部分是流动青少年。
为了与不良网吧争夺流动青少年，西华派出所在所里建立了一个青少年社工站，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免费的上网空间。
2013年年底，西华派出所青少年社工站转型为“儿童之家”，由社区居委会主办，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协办；同一年，由云南省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西华派出所和马来西亚华侨三方合作的、执行时间为3年的“快乐方舟”也落成，执行人为马来西亚华侨苏淑珍。
经过两年的运行，现在，“儿童之家”和“快乐方舟”成为社区中除学校之外，最充满生气的“文化地标”。
“儿童之家”和“快乐方舟”消除了孩子放学后无人看管的安全隐患，前来报名的家庭越来越多，但由于场地有限，“儿童之家”每天只能接纳60多名孩子，“快乐方舟”最多时则有170个。为此，“快乐方舟”与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财经大学合作，平均每天12至24名大学生来这里志愿服务。
“通过品格教育、英语课程、夏令营、厨艺手工等兴趣活动等，可以让流动儿童缩小与城市学生的心理差距，尽快融入城市生活，防止未来因社会阶层分化明显带来社会隐患。”苏淑珍说，“然而，面对这么多流动青少年的需求，两个服务机构仅是杯水车薪。”
不是所有处于高危环境中的孩子都会成为“问题儿童”
并不是所有处于高危环境中的孩子都会成为“问题儿童”。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诺曼·加梅齐曾对伦敦6个贫民区的家庭进行了观察，发现这些家庭虽然生活在充满犯罪、毒品和暴力的环境中，但父母给给孩子们灌输的积极人生观、维持家庭的良好气氛、注重其在校成绩等，使这些孩子并没有成为“问题儿童”。
“抗逆力是每个青少年身上都有的潜质，但需要被激发。”高万红说，预防流动青少年犯罪更多地应该是关注他们的优势和潜能，通过鼓励、支持等使青少年群体在整体素质上有所提高。
2013年，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关注流动儿童社会融合”项目资金支持下，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在昆明西山区船房社区和官渡区福德村社区开展了“以抗逆力建设为核心的预防流动青少年犯罪社区服务”。
该项目针对流动青少年面临的问题，设计了生命教育、家庭与社区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职业生涯规划四个板块的服务，通过在校园、社区开展“笑对青春期”、“我行我show”、家庭教育培训、流动青少年志愿者培养、环保卫生行动等，来增强流动青少年的抗逆力建设，促进其积极融入城市社区。
该项目实施一年后，效果逐渐显现，大家看到，参加活动的青少年个人品质、行为、自尊心、自我评价都有了明显改变，社区归属感增强。家长们开始重视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愿意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抽出时间来参与活动，也能把学到一些知识运用于生活中。
当地派出所提供的数据也显示，项目实施以来，社区治安改变，2013年刑事案件的发生率比2012年减少了25%。
与此同时，一系列社区志愿者服务之后，流动青少年在社区中的正面形象得到提升，社区居民对流动青少年的接纳和关注度明显提高。
政府的公共服务可有效预防流动青少年犯罪
3月25日，云南大学滇池学院一间普通的教室里，一项惠及流动儿童的社区公共服务——“流动、留守和贫困儿童(0～3岁)早期发展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启动。 这一由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项目，目前在北京、云南、四川试点，计划对至少450户0～3岁儿童家庭提供早期发展社会工作服务。
据他们在社区的调查，进城务工人员大多受教育程度偏低，收入低，家长不重视教育也没有时间教育孩子，亲子关系紧张或者疏离是普遍现象。
“城市亲子园，45分钟最低收费也在100元以上。这就意味着贫困家庭孩子在进入正规学校教育前，已经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高万红说，这种不利地位如果越来越凸显，贫困的代际循环就越来越难打破。
早在一年前，在实施抗逆力建设的社区服务项目时，由高万红带领的团队，已经在船房社区开展了这一家访项目，云南大学、云南大学滇池学院的7名教师和46名社工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对279户流动人口家庭进行了8个月的服务，取得初步成效，促进了婴幼儿语言、认知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进步，提升了家长家庭教育的技能。
然而，2015年春节后，由于昆明附近的很多建筑工地停工，居住在船房社区的很多以从事建筑业的流动人口离开昆明。项目组2014年服务的对象中流失过半，仅剩下110户左右。“农民工成为市民是继续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专业服务。”高万红说，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决定了社会工作服务也应该遍地开花，“就像高速公路上的加油站一样，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能享受到政府的公共服务”（记者 张文凌 实习生 葛毓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