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新实践·广东篇】创客教育：从课程开发到培养小创客
光明新区成立首批学校创客实践室，旨在培养学生创客。 何俊摄
光明新区实验学校学生在科技课上制作载人纸箱车。 何俊 何斌摄
在创新创业时代浪潮下，“创客”一词炙手可热。创客教育也成为新命题。对深圳来说，创客教育是城市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深圳发布了《深圳市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提出使科技创新成为学生重要特长。
近期，光明新区第二批众创空间及首批创客实践室专家评审会，对新区第二批4家众创空间及首批4家创客实践室进行了评审。这4家创客实践室分别为创客萌工场、精华创客、开心农场和新星星，由新区4所中小学校打造。
那么，在具体实践中，创客教育有哪些特点？学校进行了哪些探索？存在哪些瓶颈，又该如何突破？记者以光明新区的创客教育为切片进行了采访和剖析。
1.实践 构建“大课+小课”的科技课程模式
在光明新区实验学校，每年12月第二周是学校的科技节。这成为学生的一场科技狂欢节。
去年12月11日，是该校第十届科技节暨首届创客节，全校4000多名师生参与了活动。活动设有“科技作品展评”“科普项目竞赛”“科技特色团队展示”“科普体验一条街”四大类19个项目，其中科普体验一条街设48个展位，共有65个科普游戏供学生体验。全校有48个班级通过讨论撰写标书，最终中标获得主办科普游戏活动的资格。学生自己策划、投标、选聘指导教师、设置游戏规则、组织师生体验。
“我们希望能全员科普，更加激发学校小创客的激情。”该校创客萌工场负责人何斌说。
事实上，在“创客”概念尚未大热之前，实验学校就在科学技术普及、培养学生兴趣与科学创作发明方面进行了探索。2012年，该校成立科技创新中心，统领学校科技教育工作，通过整合科技资源，打破行政班授课，培养全校学生的科学素养，构建了大课与小课相结合的科技课程模式。
何斌解释，大课是多个班级一起上的科技创新课、科普宣传课。小课是以多个团队为载体的科技拓展课，包括机器人团队、无人机团队、3D打印团队、水火箭研究团队等。在校本教材方面，已开发出《游戏中学科学》《机器人搭建与编程》等数本校本教材。
相似的探索也在光明新区高级中学中开展，该校的创客实践室被命名为“新星星”。“我们希望创客精神能像星星之火一样在学生中传播。”陈俊鑫是该创客实践室的负责人。
2008年，光明新区高级中学成立了中学生科学院，发展科技教育。几年来，陈俊鑫带领他的团队活动做得风生水起，科技小发明、小创意不断涌现，制作了手提式电动吸尘器、口袋灯等作品，每件作品都有独到之处。
2.功能 是创新思维对现有教育体制的突围
每两周一次的科普游戏课成为了光明新区实验学校学生们的最爱。
为什么用“游戏”两字来命名？何斌介绍，课程形式上以游戏为主，特别强调互动、体验、竞赛。“拿出问题来，设计不同解决方案，寻找最优方案，是科技游戏课要做的事情。”
何斌坦言，刚开始自己做的是小团队建设，后来意识到不能局限于一个团队中，需要把创新思维培养进行普及。现在他找到了一条“以创新培训促项目发现，以项目培养促团队建设，以团队创造出发明作品”的道路。
“创新思维的培训是有方法的。大部分孩子都可以做出一两件发明创新作品，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创客。”何斌认为，考试有标准答案，否则就拿不到高分，所以创客教育实际上是创新思维对现有教育体制的一种突围。
去年，他曾到一个班听课。无意中发现班上提问活跃的七八个孩子均是原来科技团队中的成员。“这些孩子提问或者回答问题不按套路来，特别是能提出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老师都快招架不住。”这一幕给了何斌很深的印象，由此也坚定了他做好创客教育的信心。“这就是创客教育的魅力，比拿多少奖都重要。”
2007年到光明新区高级中学后，陈俊鑫就开始了科技教育的探索。他坦言，刚开始更多是单向教学过程，现在则更注重引导，激发学生热情。“创客教育就是真正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讲《赵州桥》这一课时，学生仅凭语言难以想象，但如果用3D打印出一座微型赵州桥，上课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陈俊鑫将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组合在一起。在他开设的科技创新竞赛课和创客课两门课程上，两拨人几乎完全重合。科技创新竞赛课上，陈俊鑫让学生们进行天马行空的创意设想，并以小组形式开展讨论，在创客课上，则将之前的创意动手做成产品。
“不同年龄的学生开展头脑风暴，可以产生更大的思维碰撞。”陈俊鑫发现，初中生很活跃，但逻辑思维比不上高中学生；但高中学生把事情想得太多了，比较谨慎。
陈俊鑫学生中有狂热的科技发烧友。为了引导学生，陈俊鑫买了书和光盘送给学生。最后，这名学生编程做出来的作品让陈俊鑫坦言看不懂。对于这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陈俊鑫十分乐见其成，“老师没办法与企业专门搞技术的比，但可以提供服务，能做的是引导，让学生尽快超越老师。若干年后，学生会回忆起，是学生时代种下了一颗创新的种子，这就值得。”
3.评价 应该有方向，但不该有标准
作为生物老师，何斌喜欢动手制作，从事创客教育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在何斌工作室中，有十几个志同道合的老师，团队相对稳定。“哪个学科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起做这件事。”何斌说。
为了给小创客们提供实践场所，光明新区实验学校建设了面积达200平方米的创客工作室。工作室配有电工工具套装、金属微型磨床、电钻、热熔胶枪等各种仪器设备。何斌告诉记者，场地、活动经费不成问题，他仍然担心的是师资问题。“光有热情还不够，在每个人都有专业课的情况下，必须有制度保障，课时才能得到保障。”
他介绍，有些课程要随着时代的特点开发，比如2015年学校开设了3D打印团队、无人机团队。而此前的机关王、手模等，由于师资跟不上而停掉了。
每个孩子的特点不同，导致对创新的理解和课程设计有很大的差异。何斌认为，此前学校的一些探索可以移植到创客教育中，但创客教育的外延更宽，强调把想法变成现实，想法和动手能力都很重要。
对于这种变化，陈俊鑫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科技竞赛分为论文、小发明、小发明等类型，以往是均匀发展，从2015年开始，小发明成为了竞赛的重心。“思维培养和动手能力都很重要。但我们往往是创意很多，能实现的很少。”
光明新区高级中学分管科技教育的副校长匡传荣表示，提出创客教育后，大家的思路更清晰了。“创新创业最终要有人。”他认为，从外面引入师资不现实，要善于撬动社会力量，“深圳发展创客教育有资源，有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学生只有走出去才能打开眼界”。
陈俊鑫表示，如何深度整合社会资源值得思考。他曾带学生到华大基因等企业参观。“但仅是参观，没有办法深度互动。我们希望能为学生们创造与社会上的创客们深度互动的机会，但这需要更高的平台来支撑。”
同时，他认为，创客教育的评价体系不能固化，“创客教育应该有方向，但不应该有标准，不能用获奖多少来衡量一所学校的创客教育水平”。
光明新区公共事业局教育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光明新区希望将创客教育打造成区级特色项目，“学校是创新人才培育的主要阵地，支持学校创客实践室的建设与发展，能有效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据了解，光明新区将在资金上给予扶持，出台专门方案，并寻找新区合适的企业开展创客教育的深度合作，从而引导推动新区创客教育发展。
对话
评委廖丽婷：
创客教育最有可能在深圳开花结果
在光明新区第二批众创空间及首批创客实践室专家评审会上，来自南荔工坊的廖丽婷是评委之一。作为原Seeed Studio（矽递科技）教育产品产品经理，廖丽婷后来创设了南荔工坊，专注于中小学创客教育内容的设计与开发，对于创客教育颇有心得。
把开放分享的价值观导入教育体系中
南方日报：当创客遇到教育，你认为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火花？
廖丽婷：创客（maker）是指人，要说与教育结合更多其实是创客文化（maker culture）与教育结合。
创客文化与教育结合的意义在不同国家中各异。对于英美等发达国家而言，创客文化当中鼓励理工科技术学习的部分，是官方鼓励创客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官方希望藉此培养理工科（STEM）类人才，或者更长远而言，能够带回已经外包到远东的生产制造工作岗位。
但对我国而言，我认为创客文化当中开放、鼓励分享与打破学科界限的价值观对现行的教育体系意义更大。每个学生不是孤岛，每门学科之间也不是绝对独立分离。当导师给学生的是一个个开放性命题而非一个个知识点时，学生需要调动的能力会多得多，得到的锻炼也会多得多。
南方日报：创客教育与科技教育有什么异同之处吗？创客教育的范畴到底是什么？
廖丽婷：创客教育与科技教育相似的地方是在内容上。创客教育因为强调实践，所以会需要很多科技知识，因而内容上有共通的地方；但创客教育意义并非增多一个或者数个科技学科。学会3D打印技术，不见得就会为孩子以后漫长的人生带来多深远的影响。创客教育希望影响孩子的是价值观、思维模式与行动模式，这些并不是单纯的科技教育所能做到的。
比较典型的，大家会用STEAM来衡量创客教育的范围，其实回到创客文化当中开放、跨学科的性质而言，创客教育并不存在限定的、不可逾越的范围。对于不同教育者而言，只有能力所及的范围。
在南荔有一个skill tree模型，用来描述我们团队所擅长的应用到创客教育当中的领域。skill tree分别有机械、软件编程、电子硬件、材料与加工工艺以及设计思维五个分支。这是目前为止我们都感到满意的一个形态。每个教育者有自己擅长的分支，而整体是生长的，动态，可改变的。
在学生需要时提供成果产业化协助
南方日报：中小学开始注重创客教育，你如何评价现有的发展阶段？你认为要做好创客教育关键要素有哪些？瓶颈又在哪里，该如何突破？
廖丽婷：我认为整体处于个人数字化生产科技（如3D打印、激光切割）普及的初级阶段。其实教师团队整体对于为何要进行创客教育仍然是存在非常多的疑问的。对于现阶段而言，首要的是形成“何为创客教育”“为何创客教育”的共识。之后，才是校园内教师力量的建设。然后是校园小社区与社会大社区的互动。每个环节都不容易。现在我们还处于第一阶段。
共识是最难的阶段，一旦形成，社会合力也会随之而来。创客教育的生态也会随之而来，它会是继艺术教育之后，被广泛认可的另一个教育形态。
今年，我们会联合多个同样支持skill tree模型的多位创客以及机构，共同发起一个开源的创客教育资料库，将各自开发内容共享出来，并且倡导一线工作者在实践中认同的关于创客教育理念。这个资料库并非一成不变，创始委员会将开放编辑权限，让更多教育者加入，表达自己对创客教育的理解。
南方日报：你认为深圳的创客教育土壤如何？创客教育该如何与当地产业进行深度互动？如何进行成果产业化？
廖丽婷：深圳在全球范围内是创客生态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创客教育在深圳最有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创客教育与社会产业的互动，是校园小社区与社会大社区之间的互动。对于校园小社区而言，希望带孩子去认识更广阔的世界，这个愿望是一直都存在的。但对于社会企业而言，这样的对接却是主营业务之外颇边缘的存在，所以很难有推动动力。然而，通过科普性质的机构，如越来越多的学习型创客空间，或者如同旧金山Exploratorium 跨界学习博物馆，又或者马上投入使用的蛇口V&A设计博物馆，这样的对接可以更常态化和有效率。
关于成果产业化，深圳成果产业化的资源非常丰富。但产品从概念到进入市场持续销售不是一个简单过程。对于教育本身而言，我建议采取的态度是不鼓励也不反对，在学生需要时进行资源链接和提供协助。
社会是更广阔更有意义的评价体系
南方日报：有人认为创客教育应该是一种普及教育，因此创客教育的效果评价不宜太量化。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廖丽婷：我认同。像之前说到的，创客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学习模式、行为模式的塑造。这些内容放到一个民族而言，是在培养下一代的创造力。这需要教育者全体对此都有充分的认识，并在日常教学当中，传递给学生这样的观念。这意味着，创客教育应该是一种普及教育。
如何对创客教育的效果进行评价呢？我认为单一维度的、封闭性比赛并不合适，这样会催生为满足规则而练习的现象。
社会是更广阔更有意义的评价体系。当学生在完成他们的项目之后，分享环节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你做了一个环保垃圾桶，环卫工人怎样看？你将自己的想法形成多媒体内容，发布出去有很多人感兴趣吗？如果你的作品是有用的，那证明你在设计环节中做对了很多事。你得到正向的反馈，这个就是评价。就像对音乐而言，是各有所好的。
南方日报：在创客热潮之下，你认为该如何冷静思考创客教育的未来之路？
廖丽婷：知道“创客教育”这个词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大众获得信息的来源主要是设备供应商，而非一线创客教育实践者，这导致了认知偏差。
如何冷思考？其实当学校家长花了一堆冤枉钱设备购买，但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的时候，就会开始冷下来了。还是那句话，应该将创客教育更多回归到教育树人的目标本身，形成一个在社会中获得大众广泛认可的创客教育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