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关注小官大贪:村会计挪用公款1.19亿
解说：
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受贿高达9000万，一个村的会计竟能挪用资金1.19亿，他们有什么本事？
声音来源：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 吴唯佳：
许多干部是不是利用这么一个机会，在处理这些问题中间不是那么阳光，不是那么透明公开。
解说：
城市快速扩张，地价不断上涨，村里的很多人一夜暴富。
大望京村拆迁户：
扫马路的开着高级车。
解说：
村子里的干部也有了腐败的契机。
北京市民：
感觉基层他们就是属于漏网之鱼，感觉无所谓。
解说：
这到底是农村还是城市？《新闻1+1》今日关注：大城里的小村如何治理腐败？
评论员 白岩松：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先两天我在长城的脚下，刚刚主持了中央电视台寻找最美“村官”的颁奖典礼。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这个最美的村官经常感动的人呢，是非常非常的有想流泪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好是真好，真是最美。但是今天我在这可是不想说的是最美村官，因为这个节目过些天再播。而是哪有最美可能就有个别的最丑，甚至还有最贪，我们今天想说说最丑和最贪的村官。听到这可能很多人就觉得纳闷了，你要说最丑，我理解，哪有美，哪就会有丑嘛。最贪，一个乡村干部能最贪贪到哪去？也许喝醉了有可能，最贪不太可能吧？是吗？来，我们看看这三个例子，2014年9月19日，北京市纪委发布正在对56名乡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严厉查处，一个乡原党委书记受贿9000余万，还有村的会计挪用了1.19亿，还有一个是镇子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中心的原主任挪用公款2400万，怎么样？这数目可一点都不小吧？用小官大贪来形容，您估计不会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小官大贪的局面呢？来，今天我们研究一下。
解说：
朝阳区孙河乡原党委书记纪海义受贿9000余万元，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挪用资金1.19亿元，延庆县旧县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中心原主任袁学勤，挪用公款2400万元，这是本月19日北京市纪检委在其官网发布的内容，虽然这些案例是在一篇北京市纪委对16区县落实“两个责任”开展调研文章中被提到的，但是还是引起了舆论的热议。
再来看看此次通报的三起案例，他们的官职最小的只是一个村的会计，最大的不过乡党委书记，而他们涉案的金额最少的都要2400万，最多的已经上亿。
市民：
比较憎恶了，尤其他们是基层。
市民A：
现在哪个贪官一贪就上亿。
市民B：
大官巨腐，这种小官巨腐也很严重。
解说：
事实上，早在今年7月在中央第二巡视组，针对北京市进行巡视后的反馈里就重点提到了，北京存在的小官巨腐的严重问题，之后北京市纪检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查处。
市民：
感觉他们基层属于漏网之鱼，感觉无所谓似的，我想这个需要层层管理。
市民B：
我觉得这个就应该严惩吧。
市民D：
从上到下都是有他一定的(把控)，下面有个村官，上面有个靠山，他有保护伞。
解说：
朝阳区孙河乡原党委书记纪海义，他曾经工作的孙河乡位于机场南线高速旁，辖区内共有黄港村、康营家园等十个行政村。2007年根据北京市整体规划，孙河乡城乡一体化及房屋腾退安置工作正式开始，通过腾退安置，孙河乡经营性土地被纳入政府土地储备，而在孙河乡涉及到贪污的纪海义并非唯一。
在2012年朝阳区孙河乡原康营村委会委员梁达被指控，2009年间，伙同北京市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经理，骗取政府拆迁补偿款等款项高达1.89亿余元。
吴唯佳：
过去的十几年里边，北京的建设用地应该在一千一二百，农村建设用地大概在过去十年里面增长了八九百平方公里，所以现在整个北京市的建筑用地应该在三千多平方公里。
解说：
随着北京的城市发展在过去十年间迅速变迁，这些曾经是城市周边的普通村庄也在发生巨变。
吴唯佳：
我们的城镇化速度越来越快，这个过程中间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可能越来越尖锐，我看许多干部就利用这个机会，在处理这些问题中间不是那么阳光，不是那么透明、公开，造成的一系列这种后患。
解说：
城市扩张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腐败也在疯狂滋生。就此中央巡视组也给出更深入的说法。小官敢于“巨腐”不是小官天生胆大，而是有恃无恐。
白岩松：
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别拿村长不当干部，现在得转换一种说法了，别拿个别的村长不当贪官。过去我们经常在针对反腐败的时候会这么说，别光打苍蝇，不打老虎。近几年来人们注意力似乎被打老虎的劲头给吸引过去了，可别忘了打苍蝇依然是我们艰巨的任务。因为在生物学上，老虎的确是从小老虎一步一步过来的，但是在腐败生物学上，大老虎可就是从苍蝇转变过来的，而且占据了其中相当大的比例。这次要感谢第二中央的巡视组，还有北京的纪委展开了这种专项的活动，方方结合，然后抓到了腰眼上，不仅北京，全国很多的村官其实都存在着这样小官大贪的过去的案例，和潜在的一种危象，针对这个情况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位嘉宾，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高秘书长您好。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高波：
主持人好。
白岩松：
当你看到这个一个乡村的干部就可以去贪污，甚至挪用公款都在亿元左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第一感觉当时是什么样的？
高波：
我曾经看到有的文艺作品当中说，那么我们的村级干部是党和国家最低领导人，那虽然这是一个戏称，但是也可以看出来三个不等于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方面他们虽然官小，但是不等于他们手里的权利小，那么这样的一些村官他掌握着老百姓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权、财权，而且自由裁量度还比较大。第二个方面虽然他们官小，但是他们手中的利益可能并不小，改革开放30多年，那么村级集体资产的这个蛋糕也越来越大，那么这些村官手中他们所掌握的利益分配的这样的一个权力也很大。第三个方面就是虽然这个官小，但是他们乱作为，这个危害并不小。因为他们就是群众身边的官，他们乱作为，胡作非为，那么就在群众的眼皮底下这个官感很差，影响十分的恶劣。
白岩松：
没错，其实曾经有一位学者写过一本书叫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看中国真不能光去北京、上海，具体的村子里有非常真实的中国，因此全中国300万的这种乡村村官，可以说是最基层的这样一个基石，但是这里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所给人们信心的这种打击也是非常大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关注，别看是小官，但是他拥有大机会，为什么呢？正好赶上拆迁、建设、建厂以及乡镇化这样的，城镇化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因此我们要关注城市当中的小村子遇到的大机会。
解说：
近年来随着北京城区的急剧扩张，拆迁的消息屡屡见诸报端，伴随着房价上涨，拆迁户们的身价也水涨船高。
大望京村拆迁户：
开车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买车钱不是我自己挣的，肯定有人嫉妒。
大望京村拆迁户A：
现在我们村六百辆汽车，扫马路的开着高级车去扫马路去。
解说：
2010年底在北京的大望京村，作为北京市城乡一体化首批试点，大望京村的拆迁补偿总额高达五十亿元，村里一千七百户村民大多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拆迁补偿。
崔各庄乡城乡一体化办公室 尤主任：
(大望京村)拆迁(补偿)平均下来，一家应该在三百万左右，六七百万的估计能达到20%。
大望京村拆迁户 陈兴泉：
今天签完字了，明天银行就兑你现，要不怎么是一夜暴富呢。我们这不是分六套房吗？大孙子两套，二孙子两套。
解说：
大望京村当时被媒体称作是无强拆，无上访，53天的拆迁奇迹，如今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在很多城乡接合部的村镇都成为了整地拆迁的主要目标时，村民的一夜巨富依然在不断上演。但是与此同时村官的贪腐也在加重。
事实上早在2008年12月，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信息就称，小官员大腐败案已超过该院所审理的一审职务犯罪案件的三分之一，涉案金额高达3.4亿元。我们不禁要问在整个城中村改造开发的大潮中，我们对于村干部的监督跟上了吗？2010年北京密云王晓雷恶势力团伙案曾经震惊舆论，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投机者，不仅通过会选当上了村干部，而且更是变本加厉，多次在北京市密云、怀柔、顺义等区县盗采沙石，并形成黑恶势力团伙。
声音来源：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王欣：
他自己有狗场、有车队，然后自己开着车，经常开的车是一辆途锐，还有一辆奥迪A8，然后在密云县城有公寓楼，就从这些方面吧，可以说经济实力应该是很雄厚。
解说：
而他在被捕时正躺在一家洗浴中心的总统套房内，旁边还有两位年轻女子陪伴，像王晓雷这样的村官，一方面敲响了自己的丧钟，另一方面也敲响了村官监督机制的警钟。
白岩松：
一说到拆迁大家容易想到的是强拆这样的局面，其实强拆在这个拆迁的过程当中只是一个侧面，而在另一个侧面其实非常让人担心的是，有很多的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去蒙国家的钱，原本可能是五十平米，但是在拆迁之前迅速的盖成了一百五十，然后在某些村官的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这笔钱就从国家的兜里骗来了。还有的是国家给你的这个补偿款可能是一平米四万，但是村官运作运作给人家可能只是两万，这其中之间的这种落差也变成了一种利益，所以小官拥有大机会的时候，一走偏了就可能有大利益。于是就有了这种大贪，针对这方面的情况又该如何监管，马上要连线一位专家，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王教授，王锡锌。王教授您好。
北京大学法院院教授 王锡锌：
您好主持人。
白岩松：
您怎么看待在这个拆迁的过程中，尤其现在我们城市的周边有很多的这种村子，小官但是有大利益，但是这其中难道没有监管吗？这里的漏洞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锡锌：
这里面法律上、制度上本来存在监管的，比如说整个征集过程中导致的阶差收益，就是整个土地改变用途以后，国家会有巨额的补偿，那这种补偿本来应该是一部分分到农民头上，另外一些是由集体来齐留，但集体齐留，原来这个组织上，组织法上是有村民代表大会，这些代表他是可以来监督的，但是实际中我们这种村民代表，民主监督的这种机制可能是在实践中，应该说流于形式了。
白岩松：
还有人说把这种希望寄托在未来，比如说一方面现在应该增加民主，另一方面如果要很多的这种农村在城市都已经建了楼了，将来是不是村级的组织就可以取消了，你对这样的一种说法是怎么看的？
王锡锌：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应该认真考虑的，因为我们原来村民组织考虑的村民自制，基本上是在这种集体生产的这种情形下存在的，但是现在随着城市化的农民进城，农民上楼，他们的生活方式、经济的这种运行方式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所以实际来可以考虑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对村民的这种自制组织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在形式上进行取消，然后在居民的这种自制，民主差异的管理上同步跟进。
白岩松：
好，非常感谢王教授带给我们的解析。当然这是一个期待的，或者说是局部地区如果走的更靠前的话，可以去尝试的一种做法，但是在相当多的地方，如何让这种这个比如说民主的这种权利更多的交给村民，而不是一股独大，有很多的这种村官可能利用的是村民那种法律意识不太够，包括相关的监督能力也达不到一定的这种强度，所以他为所欲为，但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进程是一个城乡一体化，以及整个城镇化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因此还是拥有一个大机会，但是如何用相关的监督不让他变成很多小贪，变成大贪的大机会呢？来，我们继续关注。
解说：
因拆迁富裕起来的不仅仅是背靠政策福利好乘凉的村民们，也包括那些喜欢走旁门左道的部分村官。
播音：
近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周伟思涉嫌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周伟思曾是深圳市龙岗街道南联村社区居委会的主任，2012年因被举报，称其拥有住宅、别墅、厂房等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辆，固籍资产超过20亿元，而被称为“20亿村官”，后经过纪委、监察局、检查机关等部门介入调查后，周伟思在当地旧城改造项目中收受五千六百万元巨额贿赂的行为才被发现。
张泉灵：
今年7月份的时候，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开庭审理了一件轰动社会的案件，当时广州天河区的冼村有七名领导班子成员涉嫌贪污受贿被拘，从而牵出了一个高官庇护，村官出地，房企出资这样的腐败三角黑幕。
解说：
曹鉴燎广州市副市长，他的落马也源于冼村等城中村的拆迁改造，土地转让等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广州中央商务区珠江新城的开发，冼村的大片土地被征用。由于当时村里的土地出租，要价较高，开发商便向曾任天河区区长区委书记的曹鉴燎进行所谓的公关。后者帮助开发商压低价格促成合作，为表感谢开发商或直接行贿，或承诺日后按差价分成。黄金地段的土地白菜价的租金，冼村原有47万平方米物业中，大约35万平方米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出租，租金最高只有每平方米25元，而当时周边珠江新城的普通商品房价，移升至每平方米4到5万元。
广州冼村村民 冼先生：
每平方米4到5万元，一签签了20年，签20年到期了，还有一年就到期了，他再签一份补充协议，再续20年，那就永远是对方(开发商)的了。
解说：
2010年广州启动城中村改造，冼村也位列改造名单之中，对低价卖地不满的村民持续上访，最终腐败铁三角浮出水面，而时任副市长的曹鉴燎也因此落马，有人落马，有人跑路。2012年11月担任原猎德村村委书记长达20年的李方荣自行前往加拿大就医，两个月后即兴回国辞职，李方荣的逃亡背后是猎德村被受争议的土地开发问题。
广州猎德村村民：
总共是38块地块，后来调整过只有17块，实际上我去问过村干部，其实属于我们的只有2块地，那十几块地到底去了哪里？村民毫不知情。
解说：
利用升值的土地就地发财，是一些巨富村官的发财秘籍。局统计由郊区而来的广州市白云区，近四年来已经有101名村干部因贪腐落马，多数涉及征地拆迁，为违建充当保护伞。当越来越多的村官学会利用土地去打造个人的财富温床，快速扩张的城市就总要出现这样的财富故事，小村官、大巨贪究竟是个人管不住欲望的执念，还是体制的天生漏洞，造就孕育了他们的成长。
白岩松：
别拿个别的村官不当贪官，这个回头我们还真得马上总结一下，他们的相关的一致的特点。比如说小官大贪他都是级别虽然不高，但是都握有实权。犯罪常常与拆迁相连，这就是一个大时代这种前进，本来是好机会，但是被他当成了获取利益的机会，小额工程也有贪腐，还有形式多元，强占集体土地，套取拆迁金，收取贿赂等等等等，今后怎么去更好的防范，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连线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的副秘书长高波，高秘书长您觉得就是说这一次北京是进行了一个专项，有了中央的第二巡视组，又有北京的专项打击，但是从常态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这种机会还依然是巨大的，如何搭建平常的监督网？
高波：
我想还是应该把这个苍蝇作恶的这种机会把它降下来，把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关进我们制度的笼子里面。比如说第一个要加强村务公开，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要让村官手中的土地相关决策权，暗箱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第二个要加强村民的知情权，监督权、话语权，让老百姓更多的参与到村级公共事务当中来。第三个要加强纵向的监管，上级的纪检监察机构要抓早抓小，有病马上治，不要让小问题养大。第四就是要加强我们的经济责任审计和土地收益的审计，见微知著，防患未然。
白岩松：
其实您刚才谈到第二点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您想一想咱们如果要从民主的这种尝试来说，恰恰是在村里头我们很早的就开始进行这种选村官，民主的权利去交给的我们的村民，包括这个村一层的组织，那为何在行进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民主选出来了，但是在行使权利的时候又不民主了，村民都不知情。
高波：
应该说这个也反映出来我们村一级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还存在着一些短版，一些盲区，存在一些信息孤岛，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基层民主质量不高的这样一些老大难的问题，要改变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继续坚持依法、依纪、依规，那么对于这个村级的公共事务，那么村级的干部手中的权力要进行公开化、规范化，要梳理他们手中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让老百姓对症下药，可以对着问题进行监督，把手中的权力一点一点的落地。
白岩松：
没错，其实这一方面是涉及到很多村民本身的利益，他可能就更有参与的这种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您在全国的这种研究当中，是否也有一些地方在这方面，比如说治理小官大贪方面有一些成功的经验，您觉得哪些是可以分享的？
高波：
通过一段时期的调研，我们也注意到了有这样一些比较好的做法，比如呢一个就是建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共资源资金资产，主要是村镇一级了，一个公共的交易和监管的平台，那么就是所有的包括土地、资金、资源的租赁，交易工程招投标，建设等等都要放到这个平台上，进行电子化的常态化的全过程的监督。
那么还有就是当村改区之后，可以把已经急剧升值的这样的村级资产，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构一个实体，同时引入这个所谓职业经理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阳光、公开、高效的运营。
白岩松：
好，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的解析和相关的建议。其实别拿个别的村长不当贪官，这一点还真应该成为今后咱们引以为就是戒，必须去警觉的东西，因为即便大老虎有的时候也是从苍蝇一步一步走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