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东莞文学备忘录（小说）
作者简介
袁敦卫，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东莞市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东莞行政学院文化与社会教研部副教授，东莞文化精品工程创作扶持项目“东莞文学备忘录：2013-2015”负责人。出版《社交形式的变迁》、《观语者》等专著三部。
插画/苏连娇
作者语
转眼间，跨越三年的东莞文学备忘录工作进入了尾声。以后还有没有人接着做，我不知道。我期待有人做，而且比我做得好。
2015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会议结束一周年之际正式发表。这份讲话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遥相呼应，既陈明了文化繁荣与民族复兴的关系，也阐述了文艺工作与时代、与人民、与中国精神的关系，既对我国当前的文艺创作寄予了期望，也对诸多不正常的文艺现象提出了批评……这些或许都是我们观察东莞文学现象必须留意的外部环境。在正式进入东莞文学现场之前，我觉得还是有必要重申一下这项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第一，文学评论是对作品的再解读，任何评论者都不可能在还原作品整体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这一点，法国批评家朱利安·格拉克已经有过表态：“任何艺术作品，它需要的是整体……每一份批评都会沦为总结、重组和简化。”重组和简化既是批评的先天“缺陷”，也是批评的魅力所在。因此对一部作品真正意义上的尊重是反复阅读，而不是指手画脚的“评论”。然而，评论自有它的尊严和内在的本性。
第二，根据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文学研究一般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板块：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东莞文学备忘录工作属于第三者，它既不强调历时性的文学发展状况（文学史），也不着力于文学基本原则和规律的演绎（文学理论），而是对具体时空中的文学作品展开共时性的个体解读。这种解读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碰撞，也可能是个体与群体、现实与历史的交融。与文学史、文学理论相比，文学批评最能凸显批评者的个性色彩。正因如此，格拉克说：“一位作家的创作质量是无法从客观上进行评判的，不仅因为每个读者都是独立的个体，还因为文学史上每个承上启下的时代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评判。”
如果文学批评有规则，这大概就是。
《九龙悲歌》
（中篇·胡海洋）
赣南九龙县（虚构之地）采茶剧团的孙玉娇标致得“好像是仙姑下凡”。剧团里的最佳搭档白少飞对她倾慕已久却难获芳心，因而偷偷在孙玉娇的内裤里抹上能致人奇痒的何树毛，使其在演出中出尽洋相。早年遭军宣队刘队长玷污的孙玉娇心仪忠厚本分的编剧尹东成，不顾母亲反对，与他匆匆订婚。不料孙玉娇和白少飞合作的剧目《九龙山采茶》被地委宣传部的领导看中，继而改编成了电影，红极一时。在名利诱惑下，孙玉娇移情于白少飞，断然与尹东成退亲。得偿所愿的白少飞对孙玉娇的“不来红”耿耿于怀，始乱终弃。伤心失望的孙玉娇无奈下嫁给了对自己有“救美”之恩的县武装部刘太万，而刘太万终因嫉恨孙玉娇的不清白而与之离婚。绝望的孙玉娇面对已娶了莲妹子的尹东成，痛悔自己“两只眼睛全瞎光了”，不久因宫外孕大出血死在茅厕里。时代转换，一场大火烧掉了剧场，已任剧团团长的白少飞“带着一班少男少女闯广东去了”，而尹东成日夜煎熬盖起来的新房毁于自己亲手酿成的火灾——面对长期背叛自己的莲妹子，他已彻底失去了生活的信念……众生芸芸，共同谱写了一曲九龙山上的俗世悲歌。
《九龙悲歌》虽是一部中篇，却有接近于长篇小说的体量，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叙事跨度较大，艺术再现了赣南地区地方剧团从文革至改革开放初期的生存状态和当时的社会 心理 ，带有饱满的地方语言色彩和民俗神韵，如贼牯、嗍两杯、骚表哥、屙肚子、踩风、四十八只脚等，生动且不失诙谐，尤其是小说对地方戏演员特殊生活方式及专业动作的描绘，显然非长期熏染不可得。小说在对孙玉娇、尹东成等弱势人物深表同情之时，也对刘队长、白少飞等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人物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而结尾对中性人物、剧团老团长何音贤的描写则更显作者的悲悯情怀与淡泊之志：
（老何）翻床滚席老也睡不着……医生说吃安眠药都没得用……不过土法子倒有一个，用茶杯盖抵住右肩胛背……老何用这法子一试果然奏效，鼾声齁齁一觉歇到大天光……
从写作技法来看，个人觉得《九龙悲歌》作为中篇小说，可以适当简化情节、削减若干不太重要的人物如金斗、花子、莲妹子等人，或者让这些人物以虚化（即间接在场）的方式出现，便于集聚叙事的焦点，以腾出笔墨丰富孙玉娇、尹东成、白少飞等核心人物的人格层次，深入开掘他们的内心世界。
《土命人》
（中篇·阿微木依萝）
在司徒镇的一家砖瓦厂里，瘦猴子患上了肝癌——晚期，同事张芬芬对他爱怜照料有加，却始终得不到瘦猴子的回应。在他们身边，还有一群与他们呼吸着同样空气的俗世男女：张大胡子与他的女人磕磕碰碰，却对爱看书的黄静静情有独钟；游手好闲的大猩猩以前是王小红的男人，王小红从砖瓦厂改行做妓女后，他就成了她的“常客”。王小红心情好的时候，会对他说“今天我请你。”在张大胡子的女儿张斜眼的婚礼上，张芬芬与张大胡子的女人发生口角，毫不留情地揭开了张大胡子、大猩猩以及张大胡子的女婿（即张斜眼的丈夫）与王小红的性交易关系，上演了一场底层社会鸡飞狗跳的人伦闹剧。瘦猴子在张芬芬的恋恋不舍中回到了乡下并死在家中，张芬芬搬到了砖瓦厂他曾经住过的房间里，好像他还活着一样。
我毫不讳言我对这篇小说的厌倦。一是故事取材有些软散，故事性不强，冲突平淡，且格调不高；二是人物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机的联络，除了王小红作为妓女将几个男性机械连接之外，他们的关系更像是在砖瓦厂宿舍这一特定空间中的僵硬排列；三是作品中的“我”（冉姑娘）似乎是一个纯粹的静观角色，既不参与故事，也未构成作品的有机成分，有时反倒流露出高出作品人物的道德优越感。譬如“张斜眼天生愚钝，她并不知说的是什么事情，还笑呵呵地挽着新郎的手给张芬芬敬茶，希望张芬芬不要再闹。冉姑娘替张芬芬谢绝了张斜眼的茶。”在这里，叙事主体高度不明确——是“我”还是“冉姑娘”？实际上，对作品中的人物过多使用否定性的绰号（瘦猴子、大猩猩、张斜眼等），也是某种优越感的变异形式。此外，小说各部分以A1至A6、B1至B3交叉布局，我也未发现有形式创新上的必然性。《土命人》的局部语言表现了作者对细微事物的感悟和捕捉能力，这一点与阿微木依萝的散文略有相似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