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新常态”有经济结构合理化之意(图)

18.11.2014  06:07

  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教授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孙冶方经济学奖”等。他曾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教授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如何理解“新常态

  最近中国的媒体经常提及“新常态”这个词,那么,该如何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间不正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这是不能持久的,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所以,现在提到的“新常态”主要有两个含义:第一,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第二,经济超高速增长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是:资源消耗过快,生态恶化,效率低下,产能过剩,以及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其中,“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是最重要的。

  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现在我们不得不把结构调整放在重要位置。结构调整很重要,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

  虽然现在中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就是最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目前十二五规划(2011年-2015年)即将结束,即将开展十三五规划。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政府应该考虑适当降低GDP增速。如果中国GDP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属于正常,因为经济增长要重在经济质量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

  硬性的增长指标如何改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靠下死命令实现增长目标。比如,某年定的增长速度为9%,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最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通过这些硬性指标的目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

  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会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的调整,政府就会很被动。

  为什么会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完成硬指标则意味着只顾增长,就把产能过剩、高成本、效率差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政府力争今后改变这种现状。

  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增速下降

  经济增长下降有几个原因造成的,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高,而且年年如此。那么,何以见得呢?

  第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从来不计入GDP。

  第二,有一些就业人口的收入没有计入GDP。如现在担任保姆、月嫂等职业的人越来越多,她们的工资也越来越高。目前中国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但是,她们的工资收入是不计入GDP的。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

  第三,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实际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而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的GDP统计也就少算了。最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这就更不好统计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了。

  第四,据前几年数据统计,中国GDP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也就是说,中国的民营经济占了GDP的55%以上。近年来,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GDP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报,所以,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应该超过55%。

  我们要承认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既然如此,就不要害怕GDP增速下降0.2或0.1个百分点。

  投资和就业存在什么关系

  这是经济学的一个老问题。经济学中,从来都是这种想法: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要增加就业,就必须有大量投资。

  但是,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人力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是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

  另外,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比如当前的雾霾是由于工厂烧煤太多,排烟过多等造成的,所以全国都在推动低碳化。而低碳化意味着必然要关、停一些企业,在国家治理环保的同时,会有一部分人因此而失去工作岗位。

  那么,中国增加就业靠什么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当前中国的政策是,要靠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现在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先营业后办证,可以省掉很多手续。同时,对小微企业,还有贷款的支持。

  同时,还有第二种情况,即中国的农业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一个新的提法,过去从未如此提过。过去家庭农场主要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国,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部分地区农村土地已完成确权,也相应地提出了这个概念。

  农村土地确权,是指在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担者。现在不同了,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

  2012年,全国政协经济组在浙江嘉兴市村镇考察,当时嘉兴市刚完成土地确权工作验收,之后我们到了嘉兴市的农村,看到村里满地都是鞭炮屑,一片红。这股热闹劲,一般都是农村家里有喜事的时候才放鞭炮。原来这里土地确权工作刚刚完成,农民放鞭炮庆祝这件事,因此,满地都是鞭炮屑。

  什么叫土地确权?简单地说,就是三权三证。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政府发给农民土地经营权证;农民拥有宅基地使用权,政府发给农民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拥有在宅基地上盖房子的权利,政府发给农民房产证。

  土地确权完成之后,三权三证给了农民,农民就放心了,不必担心今后会发生未经本人同意就圈占土地的事件,农民的房子不能被随意拆掉,因为这些都侵犯了农民的产权。

  根据嘉兴市的统计资料,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例为3.1/1,在土地确权完成之后,这个比例变为1.9/1。由此可以看出,土地确权之后,农民的收入大大提高了。

  农民的收入为何会增加呢?第一,土地确权完成之后,农民安心在农村工作,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第二,农民可以放心到外面打工,把土地租给别人,收地租,同时,农民在城市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因此,收入增加;第三,农民盖了新房子,租给别人,每月可以获得房租收入,所以,农民收入增加了。

  我们曾在嘉兴市的平湖市一个村里看到,该村旧房子全部拆掉了,都盖上了四层楼。我问村民这么多房子能住得完吗?村民说,一层店面租给外乡人开店,二层出租,家人住在三楼和四楼。

  土地确权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在确权之前,先进行土地丈量,丈量完毕后发现土地面积增加了20%。为什么会增加20%呢?

  一是,30多年前,农村进行土地承包经营,那时候农村的土地质量有好有坏,在丈量土地进行承包的时候,好地一亩抵一亩,坏地两亩抵一亩。30多年过去了,经过农民的精耕细作,土地质量都提高了,因此,在这次确权丈量土地时,都是一亩算一亩,不再折算了,于是,土地就多了。

  二是,在刚开始承包的时候,农民用牛耕地,土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有很多田埂。当时,计算土地面积时,要把田埂扣除,连田埂两侧遮住阳光的面积也要扣掉。现在农民用上了拖拉机、插秧机等,小块地不方便使用机器,田埂被逐步刨掉了。所以,这次丈量时耕地就多了。

  三是,2006年以前中国还征收农业税,有多少地征多少税,农民在上报自己家土地的时候就尽量少报一些。比如,一亩三分地报一亩地,因为多报地要多交税。几乎家家如此。现在不同了,农业税取消了,加上土地刚丈量完,农民均如实上报,谁都不愿意少报。因为少报土地面积的话,在出租或转包土地时、入股时,耕地少报就吃亏了。

  上述三个原因叠加起来,土地就增加了20%。目前,中国的农业正在兴起,农村也需要劳动力。现在中国土地确权工作正在试点阶段,估计五年之内可以完成全国的土地确权,届时中国的农村将会有新的面貌,农民也将富裕起来。

  为什么会闹“钱荒

  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并不少,按照M1、M2来看,流通的货币量都挺大的。但是,做生意的民营企业到处借不到钱,闹钱荒。

  为什么会发生钱荒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什么是双重转型呢?一是发展转型,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二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在这两个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农村,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现在农民自己经营土地甚至开办小工厂,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中国的货币需求量是很大的,不是光靠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能够计算出合理的货币需求量。通常,实际货币需求量比计算出来的货币需求量要大一些。

  另一方面,钱荒的根源是由大量的国家投资以及贷款不配套造成的。作为信贷的主体,银行将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很少能获得贷款。贷不到款,民营企业会慌,因为如果手上没有现金,万一有好的投资机会,就丢失了。还有,如果资金链断掉,到哪儿去借钱呢?连企业的日常运行都会感到困难。

  此前我们去广东调研,发现那里的很多企业主普遍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用当地企业家的话来说,叫“现金为王”。有现金就什么都不怕了,所以,几乎家家企业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货币流通量根本不够。这从M1、M2的数字上是看不出来的。

  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中国当前的金融改革主要有三个目标,分别是宏观目标,微观目标,还有结构性目标。

  从宏观的角度来谈,中国的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很重要的,不过,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对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宏观上来讲,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微观目标就是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和微观单位,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这是微观目标。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中,银行除应有经济效益外,还要有社会效益。

  从结构性的目标来看,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经济转到实体经济中来。毕竟,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实体经济完成产业和技术升级。

  其次,在结构方面,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大银行对应大企业,中等银行对应中型企业,小银行对应小企业,但是,所有的大中银行都应该为最底层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这是支持“草根金融”。

  总之,金融改革的三个目标中,宏观目标要实现利率市场化;微观目标:银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结构目标:走向实体经济。

  此外,还应该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目前还比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产业发展,可以成立一家教育银行,这就是使政策性银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又如,开发西部地区,有很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银行来做,因此,政策性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