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实现更高层次开放发展的着力点在哪里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目标要求，这对广东这样的改革开放先行地区和外经贸大省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引意义。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最为核心的要件之一，是培育深度融入国际的内生动力。深度融入意味着深度介入国际分工，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意愿和能力，就是主动融入的内生动力。《建议》第一次用了“国际价值链的分工”的提法，点明了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所注重的国际分工，不是一般的生产和贸易分工，而是价值链上的分工。因此，广东深度融入国际经济的内生动力，主要来源于广东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能力和意愿，直接体现在嵌入国际价值链高端的不断努力之中。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垂直专业化分工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逐步形成。在全球价值链所呈现的“微笑曲线”中，掌握了价值链上游和下游环节的跨国公司从事非实体性、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如研发、设计、金融、营销等，享有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优势；广东作为“世界工厂”，从事实体性、资源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生产加工，长期被“锁定”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从价值创造活动看，广东出口加工制造企业普遍缺乏品牌、核心技术、销售、服务与物流等价值增值能力较强的资源,利润较低且市场风险较高，真正赚钱的是那些跨国公司，因为人家处在价值链分工高端。

突破价值链的底端锁定，嵌入价值链高端，培育主动融入国际的新动力，应当成为广东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或结构调整努力的方向。摆脱“贫困性”增长和“逐底式”发展的困境，只能靠内生的力量，等是等不来的，别人的利益也不可能主动转让给你。广东要抓住产业升级的机遇和需求，展开国际产能合作，将广东制造、广东资本与广东智造结合起来，要实施优进优出战略、建设贸易强省，加快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和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促进加工贸易升级转型，摆脱对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依赖，提高技术创新力度。

面对全球化日益将财富由加工制造环节源源不断地流向流通环节的趋势，走向价值链高端必须提升流通能力，而这是广东现在的一个薄弱环节。培育内生动力，一定要鼓励广东企业进行全球性品牌营销、渠道网络建设、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提高流通力。介入互联网经济，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科技手段，发展在线招商和在线投资。通过在线平台，开展营销、联通、支付和物流等业务。要尽快发展基于互联网和IT技术的外贸新业态。通过市场化的现代供应链平台和业务流程外包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将商品制造与流通服务分离，由新业态平台集中处理流通服务过程，以促进贸易便利化、服务集约化，并通过新业态平台间的市场化竞争，提升中小外贸企业的流通服务效益。

“制度性话语权”是《建议》关于开放发展最值得关注的新提法之一。其背景是当今国际制度安排在全球贸易与投资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关键。现代竞争是规则、制度、标准的竞争。一旦国际规则调整，就会引发全球经济格局的大调整，引发新一轮国际利益重组。

广东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迫切需要将着力点放在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争夺上。国家这几年推出了许多大战略，很多是主动开放，也是冲着国际制度话语权而去的，如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与周边地区一体化进程、与越来越多国家直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这些以国家名义发出的倡议和签下的条款，其实也是贸易新机制，需要地方的参与和付诸实践。广东要依托这些国家协议，在各类全球治理机制中投入更多力量，尤其要利用好“一带一路”建设中提供的机遇，借力亚投行和国家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以建设对外大通道、互联互通为重点领域，为争取国家层面的制度性话语权做出努力。

同时，广东要重点争夺国际产业合作和商品贸易层面的制度话语权。集中力量办好高层次开放的制度基地，以全球性制度引导深度开放。未来五年，重点要办好“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前海和横琴各片区要大胆创新，扩大开放领域，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建设市场准入门槛更低、市场竞争更加公平、经营法规更加透明、执法更加公正的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国际营商环境。同时，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这些制度载体走出去。培育更多类似华为、中兴和格力那样具有话语权的跨国企业。提升参与制定全球和区域贸易规则权利和重大影响力，提升对重要资源性商品的国际定价权；提升技术标准、金融渠道掌控，掌握产业方向的主导权。要运用网络平台拓展原材料采购与控制、研发设计、技术标准等供应链，逐步提高广东走出去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整体议价能力。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所所长、研究员

本栏目由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方日报理论评论部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