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扬帆通海两千年“海上丝路”在秦汉年间已见雏形
清代紫檀象牙十三行图插屏。
1800年，珠江上的簇簇帆影。（本版图片由广州市“海丝”申遗办提供。）
光孝寺内的瘗发塔。
1830年的琶洲塔。
清代的十三行商馆远景。
南海神庙“海不扬波”牌坊。
大洋网讯 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南海神庙、怀圣寺光塔、清真先贤古墓、琶洲塔、赤岗塔、黄埔古港……这些遍布广州的史迹点，到底在诉说着什么样的城市记忆？非洲象牙、犀角、香料、丝绸、瓷器……这些中外奇珍的背后，又有什么样波澜壮阔的故事？其实，当我们仔细回顾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渊源，那扬帆通海两千年的独有传奇就一点点呈现出璀璨迷人的面容，令人难以忘怀。
秦汉
移民遍布番禺城
扬帆出海为奇珍
今日之广州是一座“移民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享受着岭南文化特有的温润。不过，你知道吗？早在2200年前的建城之初，它就已刻上了“移民城市”的印迹。
秦末，天下大乱，秦将赵佗据岭南，建南越国， 定都番禺。“番禺城”位于今中山四路一带，背靠越秀山，面朝大海（据考证，当时的“番禺城”就在海边），是名副其实的海滨城市；而“番禺城”的居民除了当年南下的秦军将士，还有被贬的官吏及其家属、逐富的商人、远嫁来此的中原女子等。这些操着中原口音的移民“临海迎风”，过上了与故乡截然不同的生活。
说实话，在“番禺城”出入的“新移民”中，有一部分的确是情非得已南下的；但也有很多人是出于自愿的。他们为什么愿意在这座当时新兴的滨海城市留下来呢？答案很简单——这里真的很有钱。
事实上，不管是秦始皇南征百越，还是后来汉武帝发兵平定南越国，很大一个原因都是盯上了这里的奇珍异宝——这些奇珍异宝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还带有浓烈的异域风情，令人又惊又喜，欲罢不能。
那么，问题来了，“番禺城”何以如此富有呢？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2000多年前的“番禺城”，已经有了一个很繁荣的“海上贸易圈”——换言之，我们今天引以为荣的“海上丝路”，彼时已见雏形。
南越国宫署遗址“宫苑区”的园林水景主要由石材构成，迥异于当时中原地区以木构为主的风格，这一建筑风格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山大学周繁文博士研究认为，其建筑形态与理念反而带有明显的“希腊化特质”，足见其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南越王墓出土的非洲象牙、来自波斯或罗马地区的凸瓣银盒、阿拉伯乳香、燃烧东南亚树脂香料的香炉以及带有两河流域风格的焊珠金花炮饰等舶来品，都是南越国开展海上贸易的有力物证。
魏晋南北朝
外洋僧侣纷纷来
光孝寺内设讲坛
“未有羊城，先有光孝”，这是在广州流行的一句古谚。据“史迹课题组”成员、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姚崇新在《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一文中所言，这句话虽属民间流传，但可折射出普通民众眼中光孝寺历史的悠久。
据姚崇新教授的研究，自六朝以来，搭乘远洋航船，自海路经广州入华的外籍僧人源源不断，而赴印求法、自海道经广州归国的汉地高僧也不乏其人。其实，东晋高僧法显自斯里兰卡搭乘海船归国时，原本打算在广州登陆，但因遭遇风暴，航线偏离，最终“漂”到今天的山东崂山登陆。
说起与光孝寺有渊源的僧侣，其实一般人最熟悉的是唐代的六祖慧能。慧能曾在这里论辩“风幡之动”，又在此受戒，为光孝寺赢得了声名。
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六朝以来，外洋僧侣能源源不断“从海上来”呢？当然是因为“海上丝路”的拓展。据史学界研究，汉代，扬帆出海至苏门答腊，需要5个月的时间；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航程缩短到了50天。在航线上来来往往，“高如阁道”的商船在运送异域奇珍的同时，也使得海内外僧侣“往来海上”更加方便，而光孝寺就成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第一个“佛门驿站”。
隋唐
万里通海夷道
成就商都繁华
公元785年的一天，今黄埔港附近的南海神庙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祭祀典礼：受唐德宗派遣、即将漂洋过海，航行万里、出使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达）的宦官杨良瑶登上海船，带着勇毅的神情，剪下一缕头发，来祭祀海神，祈求万里波澄。后来，杨良瑶果然一路平安，履行使命后如期返朝。
中山大学刘文锁教授认为，隋唐以来，人们从广州启航越洋，都会在南海神庙前举行庄严的祭祀活动，杨良瑶的祭祀典礼只是其中之一。不过，杨良瑶从广州启程的远洋航行比郑和下西洋早了近千年，却也令人惊叹。
南海神庙最初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即公元594年，后经历代扩修重建，存留至今，是古代四海神庙之仅存者，成为“海上丝路”之重镇。公元748年，高僧鉴真在广州时，见城外“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这一艘艘蕃舶让广州发了大财，南海神庙因而也被封为“广利王”。
问题又来了，这些不计其数的“蕃舶”是沿着怎样一条远洋航线来到广州的呢？在《新唐书·地理志》中，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曾详细描述过这条航线。这条航线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商船从广州起航，向南经过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再通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向东南行驶往爪哇，西出马六甲海峡，再从印度西海洋至波斯湾的奥波拉港和巴斯拉港。这条航线全程长达1.4万公里，是当时全球最长的远洋航线。
一艘艘“唐船”沿着这条远洋航线抵达波斯湾畔的同时，一艘艘阿拉伯商船沿着航线远道而来。“史迹课题组”成员熊仲卿博士认为，穆斯林从唐代就已来粤经商甚至定居，繁衍子孙。唐代中期，广州可能是全国穆斯林最多的城市，广州穆斯林在历史长河里留下了不少有关伊斯兰文明的遗迹和遗物，像怀圣寺光塔、清真先贤古墓遗迹以及不少石碑和墓志，成为海上丝路的重要见证。
宋元
瓷器丝绸销海外
蕃商聚居广州城
宋代文人热衷焚香、熏香，这使得异域香料的进口大大增加，而精美的宋瓷与丝绸也驰名海外。据考证，当时珠三角已经有了专门生产外销瓷的窑口，位于西村增埗河东岸的西村窑就是其中之一。
繁盛的海外贸易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外洋商人，尤其是阿拉伯商人定居广州。据熊仲卿所述，早在唐朝，广州就已出现了阿拉伯商人定居的“蕃坊”。到了宋代，“蕃坊”更加制度化，专设“蕃长”一人，管理公共事务。坊内民众一般的犯罪均由“蕃长”审判，只有要处以徒刑以上的重罪，才送官府审判。
有趣的是，古代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宋时宦族亦爱嫁大食人。”堂堂官宦人家，愿意把女儿嫁给大食商人，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答案也很简单，阿拉伯商人真是很有钱。熊仲卿在论文中引用了岳珂所著《桯史》中的一段描述，说一位蒲姓阿拉伯商人“富盛甲一时……有楼高百余尺……雕镂金碧，莫可名状……”这样的奢靡，在本地人中都是很罕见的。
此外，有些富有的阿拉伯商人并不只安于奢靡生活，他们还希望在官场上有所作为。熊仲卿博士在《广州伊斯兰文化遗产》述及，宋代熙宁（1068～1077）年间，一位名叫辛押陀罗的阿拉伯商人在广州经商有成后，向官方申请“统察蕃长司公事，又进钱助修广州城”，这事还被一代文豪苏东坡记了下来。
明清
濠畔街犀角如山
十三行富甲天下
光阴荏苒，倏忽又到了明代。明末清初大儒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曾写道：“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椒、苏木、蒲葵诸货……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因而，濠畔街、高第街一带“香珠犀角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辏辐,日费数千万金”。
进入清代，乾隆二十二年以后，清朝只留广州一口通商，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源源不断飘扬出海，不过，洋商输入的已非香药、犀角与象牙，而是钟表、玻璃镜、珐琅器等“洋货”，而垄断贸易的十三行商人，更是“独操利权，丰享豫大，尤天下所艳称”。读者你若仔细查阅史料，就会发现，十九世纪的全球首富，恰恰就出在广州十三行。而莲花塔、琶洲塔、赤岗塔、黄埔古港等“海上丝路”史迹点不但在当时频频成为外销画的主角，风姿倩影流传到世界各地，直到今天，它们仍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热情诉说着广州扬帆通海两千年的动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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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申遗
广州一直在努力
2007年，广州向国家文物局报送“海丝”申遗报告，正式启动“海丝”申遗工作。
2012年9月，广州与南京、宁波、泉州等九城市的海上丝绸之路史迹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广州市南越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光孝寺、怀圣寺光塔、清真先贤古墓、南海神庙及明清古码头6处史迹点入选。
2013年12月，广州市政府通过了《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方案》。
2014年3月，广州市政府召开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暨申报工作动员会，申遗工作自此进入攻坚阶段。
2015年12月，广州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推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加快推进“海丝”申遗工作。
2016年5月11日，广州召开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与申遗工作会议，成立广州“海丝”史迹保护和申遗工作领导小组，由市长任组长，分管市领导任副组长。
2016年11月，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内增设文化遗产处，健全了从国家到省、市、区及各遗产点的“海丝”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系。
文/广报记者王月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