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新一轮发展和转型的动力源

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理论圆桌

文/广州日报记者 唐金凤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描绘出新蓝图。

开放发展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重申了“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的坚定决心，勾勒了“对外开放的力度将会越来越大”的具体路径。为何要将“开放”列入五大发展理念？这一理念赋予了开放哪些新的内涵？本期理论版专访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为大家详细解读。

开放发展三大任务

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

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

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

中国要转方式和调结构，关起门来是不行的

广州日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开放”列入五大发展理念，有怎样的背景？

张建平：中国经济经过37年的改革开放，今天走到了一个新的关键的转折时期。在上一轮发展过程中，我们通过改革开放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还拥有最高额的外汇储备。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传统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在不断攀升。在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规格重构的过程中，中国要想转方式和调结构，面临着巨大挑战，这意味着中国现有的体制机制存在不适应。

广州日报：挑战主要来自何方？

张建平：既来自国际层面，也来自国内层面。从国际层面来讲，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全球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都在发展，但是中国的国际贸易规则及市场开放的状态，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从自身层面来说，中国要转方式和调结构，关起门来是搞不成的，必须在更加开放的区域平台或在全球化进程当中才能完成。

从过去的资源依赖模式切换到创新驱动模式，从过去的投资拉动为主转到未来的靠消费拉动为主，所有的这些东西，没有开放是无法完成的。

广州日报：为什么说消费驱动也要靠开放来完成？

张建平：现在很多人都热衷到国外去购物，到欧美购买奢侈品，到日韩疯抢日用品，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喜欢国外的消费品，但由于中国的关税水平、物流效率、税费管理模式等方方面面的原因，导致同样的东西在中国要比在国外贵很多，我们的消费者自然把内需变成了外需。

我们主动地对外开放，设立更多自贸园区，签更多自由贸易协定，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老百姓就不用到国外去背货了。这样其实也可以提高消费效率。

市场、投资和产业的全方位开放

广州日报：具体来说，开放理念主要包含哪些内容？

张建平：首先是市场的开放。中国消费市场的规模很大，潜力也很大，未来我们的消费市场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样的一个消费市场，不仅是中国自己的公司厂家要来分享这个大蛋糕，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想参与进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能够更主动地开放市场，能够让广大发展中国家从中国市场的开放中受益，他们自然会跟中国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比如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相互受益。

其次是投资的开放。过去实行的正面清单管理方式，便利化程度太低，审批太繁琐，实际是阻碍了投资。未来如果我们有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相信外资在中国的集聚程度会进一步提升，这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及发展，都会有更大更新的贡献。

第三是产业的开放。目前国内对很多产业倾向于保护，但越保护，这个产业的效率反而越低，竞争力也越差。产业的竞争力是随着开放程度提升、竞争程度提升而提升的。以金融业为例，金融业是比较特殊的行业，需要一个渐进的开放过程，但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我们的金融需要时间”而不采取进一步开放的措施，恰恰是因为我们对金融业的保护做得太好，以至于现在的金融市场缺乏竞争和效率，进而导致现在的资本价格很贵，金融机构的服务效率很低。金融业需要通过开放来强化竞争，提升竞争力，其它产业也是同样的道理。

中国将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广州日报：开放发展理念，很重要的一点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未来会在这方面做哪些探索？

张建平：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经济治理当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联合国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及G20平台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未来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体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我们在全球金融治理、贸易治理及投资方面，需要更多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但获得这些权力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说，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增加中国的投票权和话语权，用了5年时间都还没有实现，世界银行也是如此。

我们设立金砖、亚投行，以及正在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都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容。此外，中国也在通过“一带一路”等探索适合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济规则。遗憾的是，我们在投资领域的开放进程还是较慢，在全球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当中，我们显得相对被动。

广州日报：除了经济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我们还会在哪些方面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

张建平：参与全球治理需要很多成本，包括要进行国际规则的谈判，设立相关的机构，配备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在这些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肯定要有所担当。目前我们已经为一些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比较软性的公共产品和一些硬件设备、硬件装置及技术支持。今后，中国会更加主动来提供相关的公共产品，包括增加公共救援、履行国际义务。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的盘子，每年都在不断扩大，我相信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未来会不断增强，这是我们履行国际责任很重要的内容。

开放是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外部动力

广州日报：“十三五”规划中对发展理念的阐述，提到了“更好地布局对外的投资”，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开放重心由“引进来”变成了“走出去”？

张建平：现在这个阶段，中国引进来的资本规模为一年大概1200亿左右，走出去的资本规模也大致相当，也就是说，现在是“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条曲线的交叉点，这个交叉点意味着未来我们“走出去”的规模可能还会继续扩大，但同时“引进来”的资本规模也会继续扩大。所以，我们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看得同等重要。

引进来的资本，对中国的调结构和转方式有很大的推进作用，这些资本集中到了我们的高附加值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等领域。当然，我们也需要走出去，获得技术平台、研发平台及扩大我们的市场规模，学习国外的品牌管理和营销，都需要通过“走出去”来实现。

广州日报：开放发展理念将对中国带来何种直接影响？

张建平：一方面，我们通过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体制机制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另一方面，我们要把握一个逻辑主线，即“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转型”，这条逻辑主线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关键。换言之，开放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发展、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外部动力，是我们新一轮发展和转型的动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