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与普京打交道：对话比对抗更受欢迎
由乌克兰、俄罗斯、德国、法国领导人参加的乌克兰危机明斯克会谈从11日夜间谈到12日白天，16个小时拉锯，最终达成协议，乌克兰东部从2月15日零时开始停火，撤出重武器。马拉松式谈判，折射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艰难。
西方总是抱怨与普京打交道太难，然而历史经验证明，反思比抱怨对解决问题帮助更大，对话比对抗更受世界欢迎。
2014年12月18日，莫斯科国际贸易中心，普京的第十次年度记者会。这是世界在油价卢布狂跌之时对普京的一次询问，也是各路记者之间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1200多记者当中，俄罗斯“雨”电视台的克谢尼娅·索布恰克脱颖而出，对车臣人权状况的质疑以及对克里米亚政策异见人士受到“攻击”的不满承袭了她一贯的“反对派”风格。2012年秋天，莫斯科街头的示威人群中，克谢尼娅曾高呼“没有普京的俄罗斯”。
普京嗔怪：“为何让她提问？”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检讨：“我错了。”
这是场面上的玩笑，若是普京真不待见克谢尼娅，佩斯科夫又怎敢把话筒给她。
素有“俄罗斯帕丽斯·希尔顿”之称的克谢尼娅是普京政治恩师安纳托利·索布恰克的次女，对她的各种“折腾”，“普京叔叔”相当包容。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技巧，普京借此展现了开放的姿态；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普京讲情重义的一面。
1996年，安纳托利·索布恰克败选圣彼得堡市长，随后陷入两项刑事调查，而心脏顽疾令他的处境雪上加霜。
已在克里姆林宫高就的普京立刻去了圣彼得堡，会见医生团队，并动用私人关系将索布恰克送到芬兰，随后在巴黎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叶利钦在回忆录《总统马拉松》里写道：“索布恰克受到监视，不被允许出城。但监视并不严格，大家都以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务实的年代，未必会有人帮助一个行将入狱的人……后来，我知道了普京所做的一切，对这个人怀着深深的敬意与感激。”
当年，从叶利钦手里接过权力之后，普京签署的第一道总统令便是保证叶利钦不受任何原本可能的惩罚，并一直信守诺言。“一个站在俄罗斯权力顶端的人，将不会被背叛，将不会被杀死，将不会被人从纪念馆里扔出来；他不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被隔离在一个乡村别墅中，不会像勃列日涅夫那样被拽进污泥里”，俄罗斯前总理斯捷帕申说，普京所做的保证在俄罗斯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
普京有他笃信的信条，并不惮为此逾越成规。忠诚的信念在普京心中根深蒂固；同样，背叛、欺骗与侮辱不可饶恕。广而言之，这也是俄罗斯人的处事风格。
【西方的背叛】
北约东扩，在俄罗斯人心中，是西方最大的背叛。
苏联时代专访过5位美国总统的瓦连京·佐林参加了1990年戈尔巴乔夫与老布什的谈判，25年后，他仍清晰记得当时的情境：“乔治·布什说过，不止一次地大声说过，如果苏联同意德国统一，北约不会向苏联边境挪近一步。”
但美国人从不认账，甚至说“美国曾向苏联许下承诺”的说法是个“神话”。俄罗斯人的郁气在俄格战争与克里米亚事件中得到极大的释放。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曼诺夫说，西方认为莫斯科“吞并”克里米亚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法，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会直接得出结论：并入是重新伸张历史正义的行为。
2001年，热烈的掌声拉开了俄罗斯新总统普京在德国议会演讲的序幕。那时，他已对西方的欺骗与背叛直言不讳：“时至今日，有很多决定是在根本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的。只有在我们提出后，才会得到证实。”
但普京与他的执政团队仍在相当长时间里以积极的态度与西方交好，直至2011年莫斯科爆发了阻止他重返克里姆林宫的“沼泽革命”。普京认为西方支持了反对派的抗议活动，他感受到来自西方的深深敌意。
西方政要对索契冬奥会的抵制以及西方媒体的刻薄让普京抛弃了幻想，索契冬奥会期间美国支持乌克兰反对派发动“武装政变”则成为压断普京耐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4年10月的瓦尔代会议，普京对美国使用了“不会处理突然降临的无限财富的地缘政治暴发户”尖刻隐喻。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敏锐发现，这一次，普京谈到了宿命论——他已对美国的改变不抱任何希望。
刚刚结束的明斯克会议，普京与欧洲领导人重启对话，然而绝望后的希望，总难太热烈。
【太阳和月亮】
激进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亚历山大·杜金说，普京的个性里，有“太阳的一面”——接纳克里米亚，保卫俄罗斯人民，也有“月亮的一面”——倾向妥协。这两面一直进行着斗争。
杜金的话至少点明了普京的复杂多面。他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既不是民主主义者，也不是独裁主义者。普京一直试图在各个主义之间保持微妙平衡，就像他的内阁，按照前财长库德林的说法，既有保证国家对经济强大影响的一派，也有注重经典市场模式和私有制的自由翼。
俄罗斯经济正经历艰难时刻，但俄罗斯央行行长埃莉维拉·纳比乌林娜仍然表示，不会强制规定卢布汇率，不会用行政手段限制资本流动，未来将用市场手段提振经济。这是普京执政思想与西方理念的契合之处，但对这些，就像对待普京与同性恋者的热情拥抱，西方经常选择性失明——在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他们更愿意看到腐败与强权。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我们俄罗斯人有两个家园：我们的俄罗斯和欧洲。”这个庞大的国家诞生在欧洲摇篮之中，但在向东方的移动中拥有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个性。它一直试图在东西性格之间寻求平衡，但这种“双重性”使它成为西方世界的异类，并当它与具有强烈排他性的西方文化发生碰撞时，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偏见。
俄西关系中的另一问题是西方的狭见。在欧洲著名外交家俾斯麦和梅特涅的时代，俄罗斯民族性格一直是权衡的重要因素，但现代政治家似乎更愿意大而化之地看重经济利益与经济因素。去年年底，奥巴马骄傲地宣称：“我们对俄罗斯明显优势就在于，我们拥有充满活力的经济，他们没有。他们指望石油。我们依靠石油、iPad与电影。”
这样的狭见直接导致西方处理俄西关系时的拧巴心态，一方面因为广袤的国土、庞大的核武库惧怕俄罗斯，另一方面，又蔑视它经济的孱弱，认定冷战的失败者没有权力与力量参与影响力边界的再造。
经济或是基础，却不是唯一要素。俄罗斯人素来痛恨强迫他们顺从的外国力量，这种性格特征会在危机时刻酝酿出一股额外的能量。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曼诺夫说：“如果制裁旨在迫使俄罗斯改变内外政策，那么他们不会得逞；如果打算削弱普京在国内的地位，他们也必然失败。只有当俄罗斯人民自己厌倦了普京时，他的执政生涯才会终结；但在此之前，他们不会屈从于来自西方的任何压力。”
克里米亚入俄并非必然，这是普京在短短数日内做出的超常规反应。如果乌克兰东部局势的发展与西方的孤立将俄罗斯再次置于极端境地，谁能保证普京不会打破“太阳的一面”与“月亮的一面”的平衡，做出令人更加吃惊的决定？
西方政治家的当务之急是以建设性的姿态而非对抗性的思维缓解僵局。将俄罗斯保守利益的行动鼓吹为扩张与侵略，将普京渲染为暴君与独裁者，此类偏见只是逞口舌之快。
【平等与尊重】
2011年11月27日，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普京被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如雷的欢呼声中，普京走上讲坛：“当人们提起俄罗斯，梅德韦杰夫或者普京，那很好。但当人们呼喊俄罗斯的时候，所有人都该认真倾听！”
普京的讲话极具鼓动性，万余名党员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面鼓掌，一面踩着普京挥舞拳头的节奏高喊：“俄罗斯！俄罗斯！”
此时恰是普京政治上的艰难时刻——西方的敌意与反对派的抗议扑面而来，但他善于在与外界的互动中疏解困境。坐在普京宽大的防弹车里，德国记者塞佩尔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对西方的一些要求呢？西方要求您应该像他们一样，要求您尽量地接受西方的规则。”普京笑答：“不不，我应该像我的民众期待我的那样。”
乌克兰危机充分暴露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与西方建立的“伙伴关系”的脆弱性。2014年1月，在欧盟“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了迄今为止最后一届俄欧峰会，但基辅独立广场的形势使制定俄欧关系新协议的努力再次成为泡影。1994年叶利钦与欧盟领导人在希腊科孚岛签署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早于2007年到期，踯躅7年，双方仍未能达成新的共识。
对未来的迷茫成为现实混乱的祸根。毫无疑问，原来那种将俄罗斯作为“小伙伴”并分配给他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角色的关系模式走到了尽头。逐步复兴的俄罗斯在西方规则的格子里越来越不自在，而西方也不像先前那样有足够力量把“俄罗斯熊”囿在这样的格子里。随着苏联的解体，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美苏分治欧洲的局面被打破后20多年里，俄罗斯与欧洲、俄罗斯与西方仍未找到一条具有相当舒适度的共荣之路。
处理俄西关系，《赫芬顿邮报》的博客作者吉娜·贝迪提出了一个换位思考的办法。她说，如果苏联干涉另一个大陆的事务，与拉美国家签订安全协议或者支持墨西哥反政府武装，并为他们提供财政与武器援助，除了使用包括军事手段的办法解决危机外，美国恐怕没有别的选择。她希望西方由此理解俄罗斯的立场。
70年前的雅尔塔会议，俄罗斯与西方虽有异见但坚持对话的精神仍不过时。最近的慕尼黑安全会议，默克尔提出与俄罗斯共同构建欧洲安全，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被孤立，但彼此间的连接只有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才足够牢固。明斯克会谈即便有效，也不会解决乌克兰危机乃至俄西方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俄罗斯与西方的信任重建将是一条漫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