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政惯性催生“活着证明”

　　■ 马涤明

　　有人统计过，中国人一生要办103个证。出生证明、就学证明、工作证明、死亡证明……前不久有媒体报道一位公民被有关部门要求开具一张“证明你妈是你妈”的证明。而在泉州市区的黄阿婆，在异地提取养老金时也遭遇了类似的奇葩事——证明自己还活着。

　　“活着证明”不是现在才有的，也不是泉州一个地方的“奇葩”事。因为出现过一些老人去世之后家属冒领养老金的情况，社保部门才想出这么个防范措施。表面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避免冒领，社保部门与公安部门可以实现信息共享，或是这类信息在政府网络中设置为自动传递，等等。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在服务群众方面有没有这样的积极性。群众路线教育、反四风活动中的发言，谈感想，面对媒体和上级表态的时候，肯定都是这么说的——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切为了群众方便，但要真正把态度变成行动，看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当前不少政府系统投入大量财力建设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信息系统，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方便群众办事。但如果连信息共享这种问题都解决不了，政府网络的价值岂不大打折扣？公共服务部门习惯了“按章办事”，但很多政策早就过时，或已不适应现在的情况，就那么僵化地“照章办事”，其实是懒政。比如“社区介绍信”，很多事情本来跟社区毫无关系，居委会也无法证明很多事情，但在很多部门办事，必须要你拿社区介绍信。是不是，没有这张纸，领导就没地方签字批示？

　　国家行政学院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认为，涉及到各种证明的问题，应该遵循“谁质疑，谁举证”的原则，由行政机关去查证。而依照这种原则，社保对象是否“活着”，就应由社保部门自己去查证。作为原则，从逻辑上说，当然是合理的；但只有将“谁质疑，谁举证”这种原则形成一种制度，成为公共服务机构的法定义务，它们才可能乐于执行，群众拒绝各种奇葩证明才有理有据。公共服务部门为了给自己减少麻烦，也自然会清理各种不必要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