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鸣：十三五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有哪些？
自从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泡沫开始消退，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消费能力开始回落。由于不再有强大的消费能力又不便也无法公开阻止在WTO框架下的自由贸易，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贸易摩擦、贸易争端开始露头，甚至通过所谓新的贸易规则，比如TPP，来部分缓解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压力。当然，TPP的主要意图是政治而非经济，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认知。但不管怎么样，中国社会初级产品层面上大量出口的空间确实收窄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再工业化”更是进一步挤压了本已收窄的空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战略回旋余地。发达国家初级消费能力再下降也会有一个基本的底线，这一底线的分量并不小也不少，在这一块上唱主角的仍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毕竟我们的制造实力与制造成本优势依然存在，对西方社会来说暂时也不会有可替代选择。同时我国在中高端产品出口方面已经开始拓展，像高铁、造船、包括信息终端等等方面都已经有了不俗的成绩。
战略自信开始从西方社会转向中国及新兴国家，世界政治经济版图重构态势已然启动
过去三十多年来，西方社会一直自以为是地认为，只要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性经济框架，中国自然会或早或迟进入其社会政治制度框架。对中国坚持的“中国特色”并不以为然。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中国特色”以其强大的制度优势不仅发展了中国也开始改变着世界，反倒是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开始捉襟见肘。为了其自身的制度脸面与既有利益格局的维护，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抱团取暖，刚才讲到的TPP 正是他们的策略之一，其特点就是不仅开始对发展中国家有隔阂，更对发展中国家有警惕了。所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其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自负与自信开始丧失，中国社会韬光隐晦的空间是在逐渐消失，作为世界“追随者”的策略确实不再管用。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反过来看，西方政治心态的微妙变化其实正是中国社会以平等、自信、从容心态参与国际各项事务的机遇。我们之所以能在美国极不情愿情况下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格局，美国也只好半推半就认同；我们之所以在中美貌似纷争不少甚至还在中国南海剑拔弩张的背景下有效管控争端事态并且各得其所；我们之所以能与俄罗斯超越地缘政治的困境形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中俄关系高水平运行，等等皆源于世界政治制度自信的大转换。
世界多极化与深度融合同步推进，建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希望更是必须
当下的世界正呈现出一种十分悖谬的现象，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的格局愈演愈烈，老帝国并没有也不甘心权威丧失，新兴国家已然雄心勃勃要争高下；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经济包括军事关系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尽管可能不情愿。这样一种现象导致世界利益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世界政治经济既不再是非此即彼，又不再是铁板一块。如果说过去讲“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样的话语更多的是一种希望的话，在今日世界已经成为谁都无法逃避的铁的事实。整个世界在共同利益中有分歧，在对立矛盾中有合作；在台面上吵得面红耳赤，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在桌面下早已谈妥了巨额订单与政治互谅。
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发展；地球更大，足够世界相安无事。于是，你发达国家有TPP，我们中国有“一带一路”。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不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所以，不仅吸引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英法德那些发达国家兴趣更多更大。这一点我们从英国以超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主席访问，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年又一年地不断访问中国等等细节便可看得很清楚。即便是美国，一方面避开中国搞TPP，另一方面又与中国进行更深层面的投资协定谈判，TPP中的一些国家也纷纷与中国签订各种类型的单边协定，等等。所以这一切都表明，旧的战略互动模式可能在萎缩，但新的战略互动关系却在拓展、在丰富、在活跃。
如何抓住这些更高层面上的战略互动，关键看我们把握战略机遇的能力与水平。应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无论是从理论上、战略上，还是制度创新、行为再造等等方面都为迎接战略机遇期的新变化做出了准备。“四个全面”的战略新布局是顶层设计，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战略平台，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包括内需市场培育等等是战略支撑，所有这一切汇成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所做出的决胜全面小康战略新部署。而这一战略部署反过来又成为了我们紧紧抓住新的发展背景下战略重要机遇期的重要战略抓手。
因此，在今日中国，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有没有战略机遇期，而是我们能否始终抓住战略机遇期。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在变动但并没有逝去；是在发生变化，但是在变得更好。在这样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可以大有作为，我们也必须大有作为。（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