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的野猪革命

07.09.2019  05:15

上一回茶餐厅讲述了《色鬼陈浩天的一足三船》,他鼓吹“揽炒”发动爆恐袭击,更借乱搞港独之机拈花惹草,“一脚踏三船”,被前女友痛斥“色中饿鬼”。

陈浩天原本并不热忱于政治,他还有一名“引路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今天,港嘢君要讲的正是这名藏匿于象牙塔里的“戴妖”,他不满足于“学术精英”,还要做“政治精英”“国王”;他荼毒青少年,却将自家二子一女“宠得天上有地下无”;他被批评为“空想家”,实际却密训乱港“风云兵”。



凭何你家的孩子不上街

面对着镜头,戴耀廷总是以温和谦厚的学者形象示人,他甚至自言“有些胆小”。

正是这样一名“胆小”的大学教授,却犯下了多项罪行。2019年4月9日,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定,戴耀廷“串谋犯公众妨扰罪”“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两项罪名成立。



2013年1月,戴耀廷提出“占领中环”,扬言“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违法长期占领中环要道,以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同年3月,他伙同陈建民、朱耀明等人发动“占中运动”。



朱耀明(左起)、戴耀廷、陈建民

普选权”“公民抗命”,是戴耀廷时常挂在嘴边的政治词汇,以隐藏他的勃勃野心。公开资料显示,1964年7月,戴耀廷出生在一个中产家庭,中学就读香港传统名校拔萃男书院,大学进入香港大学法律系,并取得伦敦大学法律硕士学位。

戴耀廷少年得志。1987年,他成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两名学生代表之一,并借此机会结识了李柱铭。在《李柱铭的“鬼故事”》一章中,港嘢君讲过,李柱铭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专家,但逐渐蜕化为“祸港四人帮”的主力之一。

从香港大学毕业后,戴耀廷一度进入李柱铭的办公室担任法案助理。不过,戴耀廷并不甘心做“跟屁虫”,他要做“学术精英”“政治精英”。

重返香港大学教书后,戴耀廷一边在课堂上播下动乱的种子,一边借机培养“乱港马前卒”,并等待机会的到来。经他手调教过的、在茶餐厅被港嘢君点过名的年轻人,就有黄之锋、周 永康、罗冠聪、陈浩天这一串乱港分子。

在戴耀廷撰写的《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等蛊惑人心的文章中,他鼓动民众要在“当内地出现大变动时”举起雨伞。

这名政治投机客还包藏祸心的预言,这种变动可能是十年,亦有可能因为中美关系变数而缩短至五年。2013年4月,戴耀廷迫不及待地带头撑起雨伞,走上街头。



占中九丑

占中”运动开启街头骚乱的“潘多拉盒子”,让和平示威演变为堵路、袭警、狂徒扔燃烧弹,戴耀廷之流播下动乱的种子贻害至今,而且使一些本该在校园读书的孩子,中毒甚深。

2019年8月25日,香港警方逮捕36名“荃葵青游行”的暴徒,一名12岁的男童赫然在列。现场监控画面显示,这名男童佩戴头盔、防毒面罩,并在骚乱中手持5尺长铁棍肆意挥舞。

次日,岭南衡怡纪念中学李志霖校长发表声明,证实该校一名一年级新生被警方拘捕。

佢哋子女在家睇,别人子女留案底”,2017年8月22日,港铁香港大学站的外围栏上出现一张大型横额,印有戴耀廷等“占中三子”的肖像,还题写上述标语。



戴耀廷夫妇育有两子一女。他在2013年发起“占中”运动时,两个儿子刚进入大学读书,长女则被安排在澳洲。香港《明报》文章透露,戴耀廷天天送孩子上学、周末下厨,为子女收拾房间,他是一个把子女“宠得天上有地下无”的“猫爸”。

这名“猫爸”不让自家子女违法,却极力蛊惑他人家的孩子沦为“政治耗材”。这也是祸港乱港分子的普遍伎俩,毛孟静、李卓人、梁家杰、陈家洛等反对派也普遍受到香港公众质疑,“凭何你家的孩子不上街(闹事)!

蛊惑他人做“政治耗材

戴耀廷为荼毒青少年付出代价。2019年4月24日,他迎来大屿山石壁监狱的铁窗生活,但狱中的戴耀廷依旧不消停。

他不仅拒绝监狱方安排的劳动,还在狱中鼓动“全港罢工”,身为法学教授置监狱法纪于不顾,因此而被囚禁于独立监室,俗称“水饭房”。

外表消瘦、精神饱满”,2019年8月8日,来自政党“新民主同盟”的立法会议员范国威探监后透露,戴耀廷每天还会透过收音机了解“反修例”运动。

戴耀廷还在《苹果日报》等媒体上开辟专栏《狱中书简》,对香港政坛品头论足,继续鼓动街头骚乱。在一篇题为《野猪精神不死》的文章中,戴耀廷自比“野猪”,而将香港公众视为懒惰的“家猪”“港猪”。

时至今日,这名昔日大学校园里的教师已丧失学术素养。他的文章拖沓冗长,翻来覆去就是鼓动公众上街闹事。他还丧失基本的学术教养,所谓“野猪”“家猪”论也只不过是抄袭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



从“公民抗命”“和平占中”“雷动计划”到“风云计划”,以及借尸还魂的“反自动当选运动”,一系列失败让“野猪”戴耀廷背上“空想家”的头衔。

他不是一个运动人士,没有社区事务经验,被称为‘象牙塔中的人’,只讲理论而忽略现实。”2019年4月,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评价戴耀廷。

在发动“占中”运动之前,戴耀廷的确没有参与社会运动的经验。2006年,他才在香港公众视野中抛头露面,最初还是以专家身份协助香港教育电视制作一档公民教育节目。

但戴耀廷极具表演天赋。在课堂上或者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还多次公开戏谑“一国两制”政策,并炫耀他学生时代任职“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经历,极不甘心被批评为“空想家”。但是,他也自知缺乏组织经验和领导能力,遂于2010年前后,与朱耀明、陈建民一拍即合,开始密谋“占中”运动。

朱陈二人都是香港街头政治的老手。现年75岁的朱耀明是几乎已被“废青”一代忘记的“老废柴”,他原是香港基督教新教的代表人物,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街头政治中出尽风头,陈建民则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至少在2002年的“香港民主发展网络”上,戴耀廷与朱耀明、陈建民就已结识,两个学者与一个传教士勾搭成帮迅速以“占中三子”声名大噪,最后,又以戴陈入狱、朱耀明年事已高获得缓刑而分道扬镳。

密训乱港“风云兵



面对所煽惑起来的街头运动,狱中的戴耀廷百无聊赖,他担心被街头“废青”遗忘,更害怕前期的政治果实被篡夺,每一次上网的机会、每一名探监者都是他的救命稻草,千方百计地发声以证明自己的存在。

宛如港嘢君在农村看到的,每当深夜,只要有一条狗叫唤一两声,满村的狗都会跟着叫唤起来,以在群体中显示存在感。

自视“学术精英”“政治精英”的戴耀廷,自然深知街头运动中的“从众”之道。2019年6月8日,他又通过facebook专页发布《狱中书简》,鼓动“30万以上市民上街”,否则会被“后世子孙遗忘”。

真正让狱中的戴耀廷念念不忘的,是一个已胎死腹中的“风云计划”,那里面凝聚着他多年乱港的心血和未来的“野猪梦”。

按照原定的“风云计划”,香港民主派要在今年的区议会选举中,在港九、新界分别赢得至少105个、112个议席,并在2021年的选举中至少赢得500个席位,最终完全操控2022年的特首选举。

这个计划的实质是“港独夺权计划”。在铁窗之中,戴耀廷还对它进行了反思和调整。2019年8月15日,原本被判入狱16个月的戴耀廷,在服刑4个月后突然获得法官准许予以保释。戴耀廷欣喜若狂,当天就召开了一个小型记者会,在会上对反“修例”运动大加鼓励和赞赏。



戴耀廷保释外出

然而,正当其慷慨激昂之时,一名记者却“大煞风景”地问戴耀廷:是否将出席星期日的反“修例”游行?尴尬的戴耀廷放低声音回答说,他在狱中接收的信息有限,需要时间了解反“修例”运动的情况。

可能戴耀廷又觉得如此敷衍似乎不妥,他挤出一丝微笑补充说,“想花更多时间陪陪家人。

四个月的牢狱生活,已让戴耀廷失去了“占中”运动、“雨伞革命”时走上街头的胆量,他学会“韬光养晦”,开始转向幕后。

但“风云计划”已臭名昭著,他不得不进行更严密的组织、实施更严苛的纪律,其运作模式已接近黑社会帮派。

犹如在特洛伊木马中藏匿着兵士,“风云计划”关键一步是密训“风云兵”。即由“区头”物色有潜质的“素人”后,再请反对派资深区议员出任“保姆”,负责对“素人”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让“素人”参加各级选举,成为“港独”势力的“风云兵”。

素人”大多来自专业人士群体,包括社工、工程师、设计师。不过,所谓“素人”是指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行为干净,其祸港乱港倾向并没有引起香港特区政府和公众的特别注意。

据香港《大公报》记者的追踪调查发现,不少“素人”来自反“修例”运动中初步接触政治者。当然,也不乏“泛民”阵营的议员助理或社区主任。



出狱后,戴耀廷加紧实施其计划,并对所遴选的“素人”举办了多场“选举培训课”。这些“素人”被告知,驾车要严守交通规则,“红灯千祈(千万)不要过马路”,以免被政治对手抓到任何不检点的把柄;社交媒体上的不良言论更要清理干净,避免被“DQ”(取消参选资格);进区宣传时,则要坚持“七分民生,三分政治”的策略。

然而,历经两年多的酝酿和实施,戴耀廷的“素人”阵容只有20人左右的规模。香港《大公报》援引一名已经退出的“素人”的话,“我觉得自己成为政治棋子”,“很多人参加风云计划是为了分到钱”。

捐款门”扯出“民调门”“密电门



金钱一向被视为西方政治的母乳,不少政治活动的动机也是觊觎金钱,出身“象牙塔”的戴耀廷也未能免俗。

2014年10月底,一名自称“一个爱大学的学者”向部分香港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曝光香港大学一份内部文件和电子邮件纪录,矛头直指戴耀廷。

捐款门”由此被掀开盖子。上述举报材料显示,2013年5月至次年1月,戴耀廷共收到香港大学内部145万港元的匿名捐款,捐助者主要来自该校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法律学院和人文学院,但资金去向不明。

按照捐款前达成的内部协议,这笔捐款主要用于支持2014年6月22日开始的所谓“民间全民投票”等项目。

2014年12月,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由辖下的审核委员会负责调查戴耀廷的“捐款门”。四个月后,该委员会宣布,其中35万港元被戴耀廷挪作聘用研究助理的费用,涉嫌公器私用,并不符合捐款原意。

戴耀廷的“捐款门”也扯出“民调门”等一系列丑闻。自“雨伞运动”以来,诸如民意调查、政治调查、网上问卷之类频繁见诸香港报屏,这正是港独势力蛊惑人心的手段之一。

2006年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每隔两年都会进行所谓“国家认同的民意调查”,无非询问受访者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抑或“中国香港人”,再把民调结果大肆炒作,或者邀请戴耀廷之流进行“权威解读”。

一些西方在港势力也乐于以此操纵民意。2013年8月,美国驻港领事馆就在社交媒体facebook上进行所谓民意调查,并得出百分之九十的香港人梦想是“香港独立”的荒谬结论。

这些看似公平、权威、理性的调查选举,实则包藏祸心的暗箱操作。为避免拔出萝卜带出泥,在“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中,戴耀廷的这段丑闻被相关方面隐匿,但他在香港大学政治影响开始日薄西山。

2019年4月,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全国政协委员刘炳章等三十多名香港大学校友联谏要求清理门户,“法律学院家门不幸,有戴耀廷者尸位素餐。其忝为人师,未闻有学术成就,惟终日鼓吹叛逆,煽惑学生,满口荒唐……



市民到港大游行促请开除戴耀廷教职

谏议书还形容香港大学“树大有枯枝”,而“枯枝”正是指戴耀廷,其贪婪成性已人尽皆知。但是,他的生财之道却不只是小小的“捐款门”,他一直在花西方国家的钱。

继“捐款门”之后,戴耀廷的“密电门”又被神秘人通过电子邮件曝光。2015年1月以来,他被曝频繁与英加德日澳等国人士接触,还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资助。

西方势力乱港之举由来已久。早在2007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就通过旗下“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在港启动“青年公共参与计划”,为推动“占中”做准备。

2012年,即“占中”运动的前一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向香港投放46万美元援助,受益者包括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CCPL),资助其成立名为“港人讲普选”的网上互动传播平台。

戴耀廷正是该项目的核心人物。美国地缘政治智库Land Destroyer研究者卡塔卢奇(Tony Cartalucci)也撰文指证,戴耀廷多次出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活动,还有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在香港举办的论坛。

密电门”曝光后,戴耀廷心急火燎地走进电台节目进行辩解。节目中,他先是倒打一耙以混淆视听,指责黑客入侵他的电脑,他受到了“监视”。成功转移话题后,他再轻描淡写地辩解一句,“学者因为研究而与外国人往来,不算勾结外国势力。



这时,戴耀廷熟练地祭出“白马非马”的诡辩术。港嘢君认为,这比他的“港独导师”李柱铭更胜一筹。2003年6月,被追问到墙角的李柱铭气急败坏地说:“你说我做汉奸,我天天做汉奸,有需要时做汉奸”。

诡辩方面,“戴妖”要妖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