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三百抗日英烈身份略考：含各战线及外国友人
[ 摘要 ]有赵一曼、张自忠、白求恩、“狼牙山五壮士”等让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也有不太为大众熟知的“陌生人”。比如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江上青、作家郁达夫、“日本八路”宫川英男等。
据新华社报道，民政部日前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编辑梳理这份按牺牲年份和姓氏笔画排序的300人名单，发现大概可分几类：中国共产党系统（主要为八路军、新四军）；国民革命军系统；东北抗联系统；社会各界人士、外国友人。
从数量和比例分布看，该名单收录大量共产党抗日烈士的同时，亦收录有数量相当之国民革命军抗日烈士，足以凸显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同等重要性。名单同时兼顾复杂的抗联系统及社会人士，“全民抗战”之意不言而喻。国际友人层面，同时列有美、苏、日三国之援华抗日志士，亦可谓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呈现。
其中，中共抗日烈士占比略超一半，共152人次（ 八路军97人次，新四军27人次、游击队5人次），新四军副军长项英(1898—1941）、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江上青(1911—1939) 名列其中。还包括狼牙山五壮士(1941年牺牲，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1团7连6班）、马石山十勇士(1942年牺牲，八路军胶东军区第5旅13团7连6班）、刘老庄连八十二烈士(1943年牺牲，新四军第3师7旅19团2营4连）等群体。
来自国民革命军系统的共94人次。除公众熟悉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1890—1940）外，还包括众多高级军官，官职师长、旅长者居多。此外，还包括谢晋元等八百壮士（1937年牺牲，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集团军88师524团）、空军驱逐机部队司令兼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1908—1937）等3名空军英烈。
来自东北抗日联军系统29人次，包括冷云等八名女战士(1938年牺牲，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孙铭武（1889—1932，辽东血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 、孟杰民（1912—1933，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总队长兼第1大队大队长，东北抗联第一军的前身）、吉鸿昌（1895—1934，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令、童长荣（1907—1934、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孙永勤（1893—1935、民众抗日救国军军长）等。
15名来自社会各界的英烈多为文化、教育界人士。包括为人熟知的新闻记者、出版家邹韬奋(1895—1944)、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身份列入的作家郁达夫(1896—1945) ，以及音乐家任光（1900—1941）、山东姊妹剧团团长辛锐（1918—1941 女）、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邱东平（1910—1941）、《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何云（1905—1942）、国立中正大学文史系教授、抗日战地服务团团长姚显微（1905—1942）等。亦包括抗日儿童团团长王璞（1929—1943）、冀南银行总行行长高捷成（1909—1943）、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1910—1939，女）等大众相对陌生的名字。这一系统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河北省献县东辛庄村民”白文冠（1873—1941，女），是抗日回族英雄马本斋之母。
这一批英烈名单中还包括10名外国友人：军政部航空学校美籍飞行教官罗伯特·肖特（1905—1932）、苏联空军志愿队队员马尔克·尼古拉耶维奇·马尔琴科夫（1914—1938）、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格里戈里·阿里莫维奇·库里申科(1903—1939) 、威廉·瑞德（？—1944，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行员）、加美援华医疗队医生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波兰记者汉斯·希伯(1897—1941) 、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柯棣华(1910—1942) 、宫川英男（1918—1945，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张元豹（1916—1942，马来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部长）、柯棣华（1910—1942，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 。（腾讯新闻综合 编辑：谌旭彬 徐留味）
事实+
“日本八路”宫川英男
作为日本共产党员的宫川英男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到中国，积极在侵华日军中宣传反战和平立场，成为抗日战场的第一批“日本八路”。
宫川英男是“津浦铁路对日军工作队”的主要成员，他的任务是编写对日军的宣传材料，瓦解日军。1945年6月9日夜晚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发现派重兵包围，为不当俘虏毅然举枪自尽，时年仅25岁。津浦铁路对日军工作队同志冒雨冲破敌人封锁将其遗体抢回安葬。上世纪80年代，其灵柩被正式迁入济南市长清烈士陵园。2010年，在中国媒体以及众多日本友人的协助下，宫川英男的部分墓土被带回日本安葬，这位长眠在异国的国际战士终于回家。
中国抗战曾得到众多在华日本反战人士的鼎力支持和援助。中国学者近年发现，不仅在中国共产党所在的敌后根据地，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也活跃着大批反战日本人士。
1939年1月2日，日本战俘衫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小林武夫、冈田义雄等3人，在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组织的元旦集会上，宣布自己参加中国八路军，受到时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热烈欢迎，成为抗日战场的第一批“日本八路”。 随后，日本人的反战组织在中国层出不穷。同年12月，在华日本革命志士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在桂林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1941年11月，“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成立，被称为反战士兵的熔炉。
在华日本人反战活动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对日军的反战宣传，唤醒士兵觉悟；服务于抗日工作的其他战线，如根据地大生产运动、军事技术传授、卫生服务、教育等。书写日文反战标语是宣传的主要形式，中国的一些博物馆至今还珍藏着这些标语，如“中日人民没有仇恨”“战争延长寿命缩短”等。
有统计称，从1939年7月反战组织成立，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有名可考的36人。“日本八路”没有被中国人民忘记。在中国很多烈士陵园内，都有当年牺牲的部分日本反战人士的墓地和纪念碑。近年来，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中国愈来愈重视这段一度鲜为人知的历史，并将其视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腾讯新闻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