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基层治理创新的惠州实践

　　“信用记录好，贷款更容易了。”惠州市某农产品公司董事长张宋向当地一家银行申请了450万元贷款。“不需要担保和抵押，头天签合同，第二天就到账了。”张宋高兴地说。

　　惠东黑珍珠莲雾白花农场场长陈文敬却高兴不起来，该农场经层层筛选，好不容易进入了市农业局拟确认的龙头企业公示名单，最终却因纳税申报逾期这一“信用小污点”而落榜。“我们将好好整改，重视信用记录。”

　　借助5.3亿条信息所编织起的信用数据云，惠州对守信者开“绿色通道”，对失信者“亮红灯”。

　　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市，惠州打出一套社会治理“组合拳”，初步构建以人本化、民主化、法治化、源头化、立体化和信息化为特征的基层治理体系，推进基层善治，走出一条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治理创新协同推进的路子。

 　 奠基石 信用成企业个人“通行证”

　　在惠州，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机构+制度”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褒奖诚信、惩戒失信”的善治理念已开始落地生根，信用逐渐成企业和个人的“通行证”，也成为当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

　　惠州市发改局副局长黄俊堂介绍，目前，惠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已发布两期信息采集目录，整合了33个部门的147个数据主题，入库数据量达5.3亿条，信息采集量居全省各地市首位。

　　依托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惠州引导银行创新推出“征信贷”，对资信良好的小微企业发放纯信用贷款。“目前已发放21笔共3460万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难题。”建行惠州分行的工作人员透露。

　　惠州越来越多的政府管理事务也要求出具信用报告，并率先在农业龙头企业认定、全民创业资金申请等事项中进行应用。

　　4月底，惠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获评第三届“粤治—治理现代化”广东优秀案例。此前的4月6日，惠州获国家发改委等批复同意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研究人员刘兆鑫评价说，惠州以“守信有利、失信有损”为原则促进“信用增值”，不仅有利于本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更为其他地方积累宝贵经验。

　　谋改革 部门自由裁量权锁进“笼子”

　　点击开始，大屏幕上飞速滚动着20家中介机构的名字，30秒倒计时后，电脑一锤定音，中标信息随即以短信方式发给该中介。这是惠州市“中介超市”随时上演的场景。

　　中介服务是行政审批重要的前置环节。“红顶中介”脚踏“政府”和“市场”两只船，长期以来备受诟病。惠州2014年年底便在全省率先建成市、县区一体化运行的“中介超市”，不仅将部门选取中介机构的自由裁量权锁进了“笼子”，还引入竞争机制，提升中介机构的服务质量。

　　“中介超市”获评第二届“粤治——治理现代化”广东优秀案例，活动评审专家纷纷“点赞”：初步铲除了“灰色地带”，有效解决了“红顶中介”“二政府”顽疾。

　　“硬骨头”难啃，“中介超市”“锁死”部门自由裁量权，公共资源交易改革则杜绝了权力寻租的空间。作为全省“首吃螃蟹者”，惠州公共资源交易体制改革通过管办分离、网上交易、阳光运行等积累了不少经验。

　　抓法治 “法制副主任”唤醒法律意识

　　在惠城区水北社区的“法制副主任”工作室，经常有居民前来咨询相关法律问题。“法制副主任”杨健华“忙并快乐着”。在惠州，像她这样的886名“法制副主任”，已经覆盖全市所有1249个村（居）。

　　惠州市司法局局长陈少青介绍，惠州创新推行村（居）“法制副主任”制度，由市、县（区）统一聘请法律专业人员担任，为村（居）委会和村（居）民提供普法宣传教育、法律文书起草、依法调处矛盾等法律服务。

　　“法制副主任”好比“催化剂”，一点一点唤醒村民的法律意识。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王权典称，这种转变的背后，既体现了群众法治意识的提高，更彰显当地政府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懈努力。“法制副主任”是惠州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

　　法治是实现基层善治的根本保障。近年来，惠州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

　　古往今来，良法善治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命题、当政者共同的追求。当前惠州基层治理格局日渐成型，朝着特色的善治之路实践、前行。。（南方日报记者 罗锐 周欢 策划统筹：陶然 黄沁 曲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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