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全面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水平

第二，沿线国家与我深化贸易合作意愿强烈。“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后，沿线国家反响强烈，一些国家正在着手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有效对接，有的合作项目已经有了成果。据统计，目前我国企业已签约待融资的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项目超过200个，合同金额约800亿美元，其中近50%来自沿线国家。

我们将鼓励电力、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还会支持轻工纺织、食品加工企业到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潜力较大的沿线国家设厂，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要为所在国带来税收、就业，帮助其实现产业升级。

第三，我与沿线国家加强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沿线国家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同时，沿线国家要素禀赋各异，发展水平不一，我们与他们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工程承包和投资设厂等方式，用我们的优势产业来支持沿线国家的发展。我们还将加强境外工业园区的建设，形成产业聚集区，提高沿线国家工业水平，带动他们的工业化进程。

瞭望周刊记者：在新形势下，我国外贸竞争新优势内涵是什么，与传统优势相比有什么不同？

支陆逊：外贸传统竞争优势和新优势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两个优势的相互作用和转换，要从中国外贸发展的历程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在国际市场份额不断上升，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由2000年的3.87%提高到2014年的12%，成为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我们应该看到，外贸的大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靠内外生力量实现的，目前的出口总量还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产业真实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同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还有相当的差距，我国外贸持续多年的高增长，走的是一条靠低成本大规模快速扩张，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粗放式增长路子。外贸传统竞争竞争优势主要是依靠要素的低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资源和环境成本。1995-1999年，我国制造业工人年平均劳动力成本为729美元，是美国的1/40，泰国的1/4。外贸的发展依靠拼规模、拼价格、拼体力、拼汗水，缺乏核心竞争力、缺乏营销体系、缺乏品牌影响力，在国际分工中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还不高，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出口的基础还不牢固，要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的时期，在我们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要保持外贸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服务、质量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新形势下，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要体现“四个特征”，实现“五个转变”：

“四个特征”，一是体现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竞争优势构成。过去30多年中国外贸发展，主要依靠低要素成本的支撑，新形势下，我们更多地要注重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等新要素，提高我们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地位。二是突出优势构成的系统性，外贸竞争新优势既包括生产要素、国内需求、产业聚集、技术能力等，也涉及经济的开放度、流通现代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商业模式创新，甚至还和国家的价值观、文化、历史这些因素关联，这些要素共同系统地集成外贸竞争体系。三是发挥产业升级的引领性。外贸的竞争优势是建立在产业基础上的，产业的竞争优势决定了外贸的竞争优势。新形势下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要以推动国内产业竞争力来提升推动外贸的发展。四是重视企业竞争的主体性。企业是微观经济的主体，是市场竞争的主体，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充分激发企业活力，中国是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我们实现了产品的国际化，但企业的国际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企业在经营理念、管理、研发、营销网络、服务等方面，和跨国公司还有很大差距。我们要推动企业国际化，培育更多的竞争力强的跨国公司。

要实现五个转变。一是推动出口由货物为主向货物、服务、技术、资本输出相结合转变；二是推动竞争优势由价格优势为主向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三是推动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转变；四是推动营商环境由政策引导为主向制度规范和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转变；五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地位由遵守、适应国际经贸规则为主向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订转变。

这是我们对传统优势和新优势的理解，谢谢。

中国新闻社记者：近些年随着中国外贸的增速不断下滑，外贸经济的贡献率也正在减少，有论调认为中国的外贸作用正在逐渐弱化。请问，新时期如何看待外贸的作用和重要性？

支陆逊：对外贸易是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外贸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走过了波澜壮阔、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加强与世界经济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是推动了经济增长。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18%左右，有力推动了我国开放型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二是扩大了就业。外贸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人数1.8亿左右，使富余劳动力转化为人口红利，创造了国民福利，有力促进了社会稳定和城乡统筹发展。其中加工贸易直接带动就业4000万人，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变为产业工人。

三是缓解了资源制约。我国耕地、水、矿产、森林、能源等人均水平都只有世界的1/10-1/2，进口不仅保障了国内市场供应，也缓解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据测算，我国进口农产品相当于节约了10亿亩耕地。

四是充实了财政收入。关税、海关代征增值税与外贸直接相关，当前外贸创造了18%的全国税收。

五是推动了产业升级。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进进口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使我国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品制造国，部分产品和领域的制造、设计水平跻身世界一流。举一个例子，广东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企业生产方式逐步由OEM(贴牌代工)向ODM(委托设计)+OBM(自主品牌生产)转变，ODM+OBM生产方式的比重由2010年的42%上升到2014年的66%。2014年广东加工贸易企业拥有品牌总数2000多项，比2010年增长63%，对产业升级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六是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认真履行承诺，不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完善外贸法律法规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了创新，激发了市场活力。

七是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外贸作为推动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对发展与各国的经贸合作、形成我国对外关系新格局和助推大国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践表明，外贸是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支撑，是促转型、调结构的重要依托，是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事关我国发展全局。在当前外贸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必须努力保持我国外贸传统优势、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这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国际商报社记者：国际产能合作正成为中外打造互利合作升级版的突破口，此次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也提出要加快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能否请您介绍相关情况。

支陆逊：近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从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支持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作为“走出去”协调机制的牵头部门之一，近年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在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是非常有成效的。201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1028.9亿美元，是2002年的38倍；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达2.1万亿人民币，其中大型成套设备出口约1100亿美元。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制订具体的政策配套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简政放权，提高企业境外投资的便利化程度。近日，商务部修订出台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明确了将来的管理模式是“备案为主、核准为辅”，进一步释放了企业境外投资活力。

第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充分利用我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和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等政策手段，把我们的金融优势和产业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综合竞争优势，推动电力、铁路、钢铁等行业对外投资合作。

第三，推进双边合作项目。设立并培育境外经贸合作区，引导更多项目进入合作区，形成产业聚集效应。

第四，利用双边合作机制。充分利用商务部在国外的200多个经商机构，搭建平台，帮助企业有针对性的选择重要行业的企业来进行对接，帮助他们在技术、贸易、设计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第五，强化公共服务。开展国别政策和市场的深入分析，加强对企业境外投资的国别行业指引，加强安全风险预警和突发事件处置。

谢谢大家。

杨宓：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