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政法委书记：聂树斌案复查结果两会后见分晓

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工作报告中直面冤假错案，分别用“深刻反省”“深感自责”来总结冤案纠错工作。

“新华视点”记者对2014年备受关注的三起重大错案疑案——呼格案、于英生案、聂树斌案等的后续处理进行了追踪。代表委员认为，问责司法正义失守的根源，才是避免冤假错案的关键。

追踪三大案件进展

——呼格案：对办案人员违纪违法正调查取证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胡毅峰说，依法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后，自治区立即成立了办案小组，对原办案人员存在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了调查取证。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按程序进行，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纪行为，一定会依法严肃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向人大做报告时也表示，对呼格案“目前正在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办案人员的责任。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错案发现一起，纠正一起。”

2014年12月17日，呼格吉勒图案专案组组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已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

——于英生案：公检法内部调查程序正在进行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薛江武说，目前，公检法内部调查程序都正在进行。其中，“于英生案造成的原因是存在刑讯逼供，公安源头肯定要追责，并且公安的源头还存在着一些关键证据没有提交的问题，这直接影响了检察院和法院的起诉判决。”与此同时，案件在起诉和审判过程中，检察院和法院也都发现存有疑点。在追责上，既要看是否存在司法理念的问题，也要看办案过程中是否有枉法裁判的违法违纪行为。

“于英生案追责尚无明确的期限，但每个部门都要抓紧，因为当事人在等，社会公众也在等，不能无限期拖延。”薛江武说。

于英生杀妻案曾经历中院宣判死刑和高院驳回重审，前后六年六审。2013年8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判于英生无罪。今年1月份，安徽蚌埠市公检法部门相继启动调查错案追责程序。

——聂树斌案：复查结果两会后见分晓

2014年12月，最高法指令山东省高院复查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案。山东高院5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复查此案。聂树斌案已经交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两个多月。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委政法委书记才利民透露，复查结果“两会后将见分晓”。

此前，合议庭已会见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委托的代理律师，并同意了律师查阅、复制案卷的申请。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白泉民两会上也再次向媒体表示，山东高院会保障律师阅卷权，在该案复查结束前，一定会安排律师阅卷。

追责应明确办案环节“责任清单”

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出，“对冤假错案首先深刻反省自己，倒查追究批捕、起诉环节把关不严的责任，吸取沉痛教训，健全纠防冤假错案长效机制。”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主任杨伟程说：“冤假错案的问责机制的建立，意味着问责将成为常态，成为悬在法官、检察官和公安人员头上的一把利剑。”

但是，如何问责追责却面临着一些现实难题：

首先，责任主体难界定。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汪利民说，由于过去审判权运行中主要是集体审判、集体合议，责任主体难以界定，容易造成集体负责成集体不负责。从主审到庭长到审判委员会，在层层把关过程中，错案到底是谁造成的，责任很难说得清。

其次，追责缺乏公开透明的机制。持续跟踪于英生案的张跃律师说，对于英生案安徽省公检法三家均启动了错案调查追责，但目前的调查往往是公检法部门“自己查自己”，缺乏外部第三方监督，这种调查难以保证公信力。

薛江武代表认为，建立办案责任制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办案责任制实际上是办案权的再分配，涉及裁判权、检察权等，涉及权力清单，比如主案检察官负什么责任，分管检察长负什么责任，这一系列责任清单必须科学合理而且有操作性，如果设计不合理，办案责任就难以追究，司法公正和质量就难以到位。

汪利民委员建议，追责机制中可借鉴上海司法改革试点经验，由法官、律师、法学学者等组成法官遴选和惩戒委员会，解决错案追责过程中“自己人查自己人”问题，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制。

此外，为避免某些法官以审判委员会为“挡箭牌”，在办理个案中逃避责任，有必要对审判委员会进行深度改革。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监事长施杰建议，对审判委员会的性质和职能作出转变，把审判委员会定性为一个业务指导和咨询机构。审委会成员构成必须是从事过审判实践的法官。

堵住漏洞在每一个环节做百分之百努力

一些法律界代表委员认为，对错案追责并不是最终目的，堵住其背后司法正义失守的制度漏洞，才是司法改革应该追求的目标。

“有罪推定”往往是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意识源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着装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开庭时，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不再穿着看守所的识别服出庭受审。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说，法庭上不再出现囚服这一细节的变化，是“无罪推定”理念得到遵循的一种体现。

朱征夫说，“无罪推定”不仅应体现在法官庭审，也应该是全社会基本的法律素养。朱征夫建议，应规范媒体对案件报道的客观准确要求，进一步完善权利保护相关法律。

其次，要让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得到预防。中央近日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相关改革方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专家朝克认为，改革方案通过完善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制度，将对刑讯逼供起到更好的制衡作用。

庭审作用的淡化，证据规则执行不严格也是冤假错案产生的重要土壤。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出台的《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专门对防范冤假错案部署明确，加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改革。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有关制度。

杨伟程说，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辩护辩论权、申诉权等得到有效保障既要重视控诉有罪的证据，也要重视无罪的证据，这样才能全面衡量判断一个案件。

担任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监督员的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安徽省委副主委赵皖平说：“过去的一年，司法机关在纠正、防止冤假错案方面取得长足进步，让人们看到了司法改革的决心和实效。我们社会个体的幸福、安全牢牢系于国家司法机器的健康运转上，只有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堵住冤假错案链条上的漏洞，法治才能更好地成为每位公民的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