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上升 如何把农村少年留在课堂

　　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上升

　　如何把农村少年留在课堂

　　记者 杨海

　　在河南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当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新野县马营村村民王馨听到河南省教育厅的领导讲到“义务教育”的话题时，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义务教育”这4个字，并在后面打上两个感叹号。

　　她还记得，就在今年春节后那几天，马营村村口等待长途客车的人群里，多出了不少稚嫩的面孔。这些少年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尚显单薄的肩膀上背着鼓鼓的背包。因为有不少人都是第一次离家，他们难掩兴奋，大声谈论着各自即将开始的打工生活，不时传出一阵笑声。

　　王馨知道，这些年轻人大多初中没毕业，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分散到南方不同的城市，开始“闯荡社会”。

　　“村里的学龄小孩，有百分之六七十都辍学出去打工了。”王馨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最近几年，初中辍学出去打工的风气在马营村越来越盛。

　　事实上，农村青少年辍学不仅发生在马营村。在经济和物质水平飞速提升的中国，一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事实是，农村青少年的辍学率也在快速反弹。在农业部2003年的调查中，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平均为10.7%。到了2013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农村初中生的毛辍学率达到15.5%。这意味着，几乎每6个农村初中生里，就有1个辍学。

　　王馨从这些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尽管这个初中都没读完的“打工妹”如今已成为一个年营业额过亿元企业的董事长，但她并不希望这些孩子重走自己的道路。

　　“靠打工能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教育还是最重要的社会上升通道。”王馨说。

　　和自己当年穷得上不起学不同，现在的马营村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多年外出务工的积累，村里的土路都已经铺成水泥路，楼房也越来越多。再加上2006年义务教育全免费和“两免一补”政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记者注)的施行，因为经济困难辍学的现象在马营村已基本杜绝。

　　“村里孩子大多都是主动辍学的。”在与乡亲的交流中，王馨发现，辍学首先来自家长和孩子们对“即使考上大学又如何”的担忧。

　　“农民是经济理性的，辍学是因为投入了高额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却无法保证得到相应的回报。”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刘成斌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因为在外出务工时，读完小学的收益和读完高中的收益并没有太大差别。

　　在王馨的工厂里，也有很多初中没读完的员工。“一个3年的熟练工，月工资在7000元左右。但在办公室里坐着的毕业不久的本科生，月工资才三四千块钱。”王馨无奈地笑了笑说，培养一个熟练工人的成本太大，只能用高薪留住，“但大学生很多，走了还能再找”。

　　在马营村，孩子们辍学更现实的原因是认为自己“根本考不上大学”。

　　“村里辍学的孩子大多对学习兴趣不大，学习成绩也不太好。”王馨也问过他们想不想上大学，得到的回答多半是自嘲。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去过很多农村中学调研，在他看来，农村学生成绩和学习状态的下滑，跟农村教育水平的衰退有关。

　　“乡里的老师往县城跑，县城的老师往市里跑，市里又往省里跑。”马敏说，这让优质的教学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和个别学校，基层学校剩下的往往都是较差的资源。

　　在刘成斌看来，优质师资的流失跟撤点并校及大量民办学校的出现有着直接关系。在他调研的中部地区某县，“民办中学几乎把县城围了一圈，几乎掏空了乡镇中学的师资力量”。

　　“教育考验的是办学人的良知，但现在的民办中学很多都是经济利益先行。”刘成斌感叹，他看到过不少房地产老板办的中学，也深知一所中学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学区经济”。

　　“基础教育必须保证公益性，否则很难保证教育公平。”刘成斌说。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谈到，九年义务教育必须要有强制性。

　　“义务教育不只是免学费，能不能提供校车，能不能提供良好的住宿和饮食，能不能提供专业的教师，都是要考虑的问题。”葛剑雄说，义务教育就是我国学生的“起跑线”，必须公正。

　　但辍学的农村中学生很难想到这些，他们正在南方的工厂里享受“人口红利”给他们带来的可观收入。

　　这是一个矛盾的局面。一方面，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6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已连续4年下降。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南方的工厂因为“用工荒”开始用高薪吸引工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包括马营村在内的无数个中国村庄的青少年。

　　另一方面，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也开始对这些辍学少年关上大门。就在他们打工的南方工厂，更快更不知疲倦的机器人正在把他们挤出车间。在不久的将来，高辍学率增加的是劳动力还是失业率，仍然未知。

　　“农村初中生辍学的现象不遏制的话，就会造成贫穷的代际延续。”葛剑雄点着手指说，“出去打工，只能找一些低技能的工种。有些即使自己的技能水平高一点，但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可能还是不行。”

　　王馨也在为她工厂里的那些年轻工人担忧，“一份简单的报告都写不出来，开会时都发不好言”。她本想让这些年轻人像自己一样改变命运，但她明白，他们很可能被取代，然后离开，去寻找下一个落脚点。

　　本报北京3月14日电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