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三四线城市成恶意欠薪重灾区

　　时事聚焦        年关将至，多地再现农民工“讨薪潮”：山西太原“民工讨薪命丧派出所”事件未消，山东济南、湖南武冈等地农民工讨薪事件再起。新华社多路记者近日赴辽宁、山西、河南等地采访了解到，由于经济增速下行、房地产市场遇冷，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正成为当前讨薪矛盾多发地区。一边是国家和地方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一边为何农民工“年年干活年年欠、年年讨薪年年难”？

　　农民工处于转包链最底端

　　记者采访发现，与往年相似，今年农民工欠薪仍集中在房地产等工程建设领域；所不同的是，中西部和中小城市成为当前讨薪的“重灾区”。

　　究其原因，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成为农民工的重要输入地。与工程审批、工资保障等制度都比较完备的大城市相比，中小型城市尚未构建起规范、完善的监管制度，所以农民工欠薪问题骤然增多。

　　我国相关法律要求，工程项目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但在实际运行中，个人承包却大行其道。河南省一位建筑劳务公司负责人介绍，一些关系户只需缴纳一笔占工程造价2%—5%的挂靠费，就能借用建筑公司的资质从开发单位承揽工程，然后他们再层层转手分包。在层层转包加层层拖欠中，农民工处于“生物链”的最底端。

　　幕后债务人有基层政府

　　记者采访发现，农民工欠薪问题往往盘根错节，更让农民工无奈的是，欠薪的“幕后债务人”有时甚至还是基层政府。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连环债”链条：农民工工资被包工头或建筑承包商拖欠——建筑承包商又被上游的建设项目企业拖欠——许多市政建设项目企业又被当地基层政府拖欠。由于面广量大，讨薪往往陷入“死结”。

　　例如，受制于煤炭形势下滑，山西一些地方财政吃紧，不少公共工程处于停滞状态，政府成为事实上的欠薪债务人。而辽宁省有关部门的一份材料显示，辽宁省内有的基层政府拖欠市政工程款现象严重，金额增多、期限延长。仅三家处于不同地市的民营市政公司，目前被各地政府部门拖欠市政建设工程款数额巨大，其中一家民营公司因为欠薪上千万元，董事长已经数次被农民工堵在办公楼里。

　　打击恶意欠薪关键在政府

　　2011年，“恶意欠薪”与醉驾一起被写入刑法修正案，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两者发挥的效用截然不同。人社部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各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向公安机关移送了1718件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案件，公安机关立案945件，占总移送案件的55%，一审法院审结553件，占总移送案件的32%。

　　辽宁安行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说，一些地方私下要求，一般不起诉或行政处罚开发商。某些官员和开发商的“暧昧关系”，使得劳动监察与司法衔接过程中存在“玻璃门”。

　　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认为，劳动保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导致部分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止步于行政处理，无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影响了依据刑法打击欠薪犯罪的效果。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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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一女工头被撞身亡 丈夫含泪给工友结薪

　　武汉鹦鹉洲大桥不远处一排低矮的棚户区里，面目憔悴的邓双生拿着900元工钱，递给了最后一位红着眼睛赶过来的工友王成华。至1月15日，妻子何运香生前没有来得及结清的工钱终于一分不少全部付清了。在身为小工头的妻子何运香不幸车祸身亡后，来不及处理后事，邓双生强忍着悲痛结清了工友的工资。

　　2001年，何运香一个人揣着借来的几十块钱来到武汉。刚开始以捡破烂为生，后来主要打零工做清洁。2012年，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开始施工。有相熟的老板找到何运香让她长期组织零工去做护栏围档的清洁工作。何运香让丈夫帮忙记账。一本32开的棕色的硬壳笔记本，一页页整齐地写着：“17号，10人，运香、金红、何叔、红卫……18号，22人……”“白班100元一天，通宵170元一天”。虽说是个工头，但何运香的工资和其他工人一模一样，她不抽成不多拿。

　　2014年12月29日凌晨3点，何运香起床去沌口一个路面扫渣土。5点，何运香被一辆渣土车撞倒，两天后抢救无效离世。因事故责任方的赔偿没有到位，欠着医院的3.9万元医药费又没能力付清，何运香的尸体只好停在太平间。1月11日，老板送来了10.6万元的工钱。一接到工钱，还沉浸在妻子突然离世的悲痛中的邓双生决定完成妻子的遗愿。邓双生哽咽地说：“运香不在了，她嘱咐我一定要把这些钱送到工友手上。”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