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燕：从江湖“老枭”到《春秋》解人 ——我眼中的东海先生及其志业
东海余樟法先生《春秋精神》一书行将付梓，嘱予作文以序之。我念及余先生的性情肝胆，便不揣自己识浅德薄，满口答应下来。此无他，区区诚不足道，却甚愿抱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心，趁此向这位自草莽间走出的儒门大护法道一声辛苦与感佩。正道凌夷，士风销黯，似这般笔挟风雷的特立独行之士真是久违了！
我与东海先生八年前之结缘，乃起于《原道》之网络论坛。值先生广发英雄帖，为令尊征集七旬寿联。余慕其风雅，遂草撰一联为贺，不意获先生之青眼。后蒙先生以诗集《剑魂琴心》相赠，得观其少年哀乐，创业艰辛，感慨系之矣。乃投桃报李，以拙诗集《青史红尘》电子版相寄。先生自此亦屈尊许我为儒友，彼此歌诗唱和，同尊儒道，颇得相知之乐。犹记《剑魂琴心》读后，余曾为一短札，聊抒拳拳之心。文末另撰拙联两幅，以表先生之志。其一：“九龙岭下，五指山前，长剑年年呜咽，勒铭耻记千夫长。荆棘丛中，虎狼声里，儒门阵阵弦歌，辟邪幸存百炼钢。”其二：“风雨湿青衫，斯人如今憔悴，壁上龙泉依然啸夜月。英雄悲世路，故国虽在堪惊，中流砥柱兀自立狂澜。”
对联之文意略嫌悲壮。此亦受先生昔日推倒一世豪杰之沉雄气概所感发。先生早岁曾以“萧瑶”之名畅游诗坛，此间却初步完成由一名自由主义者向儒家信徒的华丽转身，正以“东海一枭”、“东海老人”诸名号鏖战于网络江湖，四面迎敌，运笔为剑，辟杨攻墨，直是意兴酣畅，大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概。彼所谓“一枭”者，盖志在不落凡庸，取其桀骜不群之姿也。所谓“老人”者，却又使人想见其沧桑日深、风霜渐染之色。平心而论，先生当时屏幕间嬉笑怒骂之文字，固属尘海一流，足以震慑群顽。然以学术眼光着眼，或据先生今日之学养反观，则未免有诸多可疵议者。简言之，于儒家经典可算造道未深，涵泳未熟，议论未纯。一些概念运用失范，个别文段迹近谩骂，对人物思想之褒贬，尤难免有畸轻畸重之嫌，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此情此景，如许以儒者之“狂”，恐犹有未逮。此亦是先生后之为文，不惜披肝沥胆，自陈其非处。至于其新诗《剑魂琴心》一集，虽满纸风动，文辞绚烂，壮怀激烈，然毕竟为其少作，动辄浪迹天涯，佳人美酒，让人不自禁想起武侠说部中的浪子剑客，可谓凌铄有余，沉潜不足，失之浅白。
但我一直以为，先生乃天生勇毅之人，睟面盎背间，隐然有股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力。这种力量，固有先天之禀赋，亦赖后天之存养，一如孟子所论知言养气，颇难言也。惟此力量体现于立身行志上，则凝结为“不枉到世间走一遭”的坚毅勇决。先生与我赠答诗中有云：“不见文王亦自兴，百年风雪灿孤灯。”外间读之，或不免讥其自视过高，实此正先生为常人所难企及处。事实上，一个人有此勇决之气作生命根底，无论读书学剑，皆可有成。相识近十年，东海先生一面借助网络疆场，笔战群雄而愈战愈勇，一面隐遁南宁闹市，埋首群典而层层转深。借用夫子之言，真所谓“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先生后来也曾自述身世曰：“纵横逾十年，论遍海内外，距异端，批戏论，放淫辞，斥邪说，批评众多学者之错误知见，无非为了维护儒家真理、圣贤大义和道统尊严。生命何等珍贵，岂能为逞能耐博虚名而与江湖人士争高低也？况东海丧家犬不如，也无能耐可逞。化用基督徒一言以明志：一切苦难归我，一切荣耀归孔子。”其心其志，高拔如此。
如此一路笔战，一路探寻，先生之著述及论争文字，大言恢弘，小语犀利，早已积之盈箧，又何止数百万言。不少弘论谠言，既关世运，更见直声，却终因多触时忌，屡被屏蔽封锁，恐遽难问世。所幸一些论著即将收束归编，陆续出版。追原先生之著述流年，大抵可分三个阶段。廿一世纪前，先生曾以团干、记者、教师诸业营生，然时日皆短，可置勿论。后弄潮于商海，为此后潜心学问略聚薄资，然当年情怀所寄，却是仗剑天涯、红袖添香的浪子酒徒诗客。故此时作品，乃以新旧诗词为主。入新世纪以迄二零零五年一段，先生一度服膺西方民主人权之说，遂以自由主义者立场痛陈时弊，为文多为口诛笔伐、指点江山之政论。此后先生则一尊儒学，折中诸子，大有守死善道，担负尼山家业之概。故其为学为文，乃以指点良知，护持儒家正法为己任，风雨鸡鸣，一迄于今。
照某些人物传记，吾辈自不妨说，先生由“弱冠”至“不惑”，已是“为学三变”。起初是诗人“萧瑶”，一任生命之挥洒，热血之喷涌，才情之张扬。继之为自由主义者“老枭”，俨然是冲决罗网、补天盗火的民主斗士；三变而成为归于儒门的余东海，自以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故能“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从此折节发奋，勇猛精进，端赖一念良知之提撕，在时代风云的翻滚中立稳了脚跟。其间曾私淑新儒家巨擘熊十力先生，收归不羁之心，勇攀向上一路，直接孔孟，回溯六经，经一番穷神知化之功，所操益熟，所得益化，终见得儒家第一义谛。近年来，先生一度仿效“横渠四句”，立“东海四句”以明本志曰：“为自己致良知，为社会致良制，为后世造经典，为时代作标志。”吾于先生，也曾有“儒门百战援夫子，道统千传起大雄”之叹，非言其学道之阶位，乃赞其弘道之勇毅耳。
正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至二零一零年《大良知学》问世，先生于孔孟之道已可谓登堂入室，立言造论，一派儒家开合之气象。其后所著《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于儒家王道政治追源溯流，略发筚路蓝缕之力。而近岁出版《儒家大智慧》一书，乃有感于世人于儒家应世之学误解良深，故精心结撰，畅述儒家十二种大智慧，文风渐趋平实，义理日臻细密，论说深入浅出，允为儒家大众类图书之翘楚。
本序《春秋精神》一书，乃先生近年读史之笔札。其间资料虽多出旧籍，然全书一秉夫子“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之理想，重申春秋决狱之精神，为天地立心，向时代发话。与前书相比，文笔尤精湛，义理愈纯熟。如其中《正淘汰、逆淘汰和偏统论》一文，以良知与恶习之螺旋斗争为历史脉络，高倡儒家以文化、野蛮二端论华夷之辨理念，纵论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曲折，比并诸朝，折中一是，遂以夏商周汉唐宋为儒家政治之正统，以元明清民（民国）为偏统，中间援引楚汉之争刘邦何以胜出、忽必烈何以儒化诸事例。通篇说理论事宛如水银委地，圆润流畅而一气贯下。鸦片战争以降，满清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遭遇一系列屈辱与失败，经种种抗争而终于无效之后，作为传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最终被认定为导致民族沦于“亡国灭种”危局之罪魁祸首。此论昌兴百年，流毒无穷，至今犹未肃清。先生特撰《儒家不需要为清朝背黑锅》一文，指出清末之衰乱非尊儒所致，恰恰在尊儒不到位所致。满清之能尊儒，此清王朝初期所以兴隆也，惜其满族主义、君本位倾向、民族歧视及文字狱诸节，又严重偏离王道政治，至其中后期尊儒尤失实，故其衰败沦亡也宜。又今世之人颇羡魏晋之风，爱其清谈超脱之名士风流，盛言“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或以为此与泰西之“人格”、“自由”诸节颇通款曲，实则大谬不然。魏晋诸子生当乱世，佯狂成真，上焉者如竹林一辈人蔑弃礼法，放浪形骸，虽自有可怜可爱之姿，然以儒家中道智慧视之，终不过畸形人格耳；下焉者一味放诞狂浪，醉生梦死，误国误民误苍生，直是一群无心肝之辈，又何风流之有？先生著《儒眼看〈世说〉》一长文，能于晋人深致之华丽外表外，洞烛其弊偏，并指示向上之机，一改吾积年对魏晋风度之尊崇膜拜心态也。
为撰此小序，余曾广为搜求阅览东海先生之众文，常为其出入经史、厚积薄发之学养所折服。阅读之余，特注意其文末缀记之年月，深感先生之文，每能后出转精，不少篇什文理饱满、议论允当，不啻为一流佳构，深惜其不能广为流布、觉醒斯民也。而反观诸大报刊，浅谬无聊之说，违心无耻之文却是俯拾即是，宁无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叹！龚定庵有诗云：“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然先生救世之药方，固以儒家仁道精神为主药，又何尝自封自闭，视佛道为谬论，视西方自由民主为毒草耶？唯诗中“霜毫掷罢倚天寒”一句，则可谓古今同慨，写尽千古仁人志士有志难申之心境矣。
呜呼！吾至今尚不知先生曾读何等大学，却可断定其学位未及硕、博，更不在教授、博导之列。只缘当初救饥救溺一念炽盛，欲逃无计，欲罢不能，故不恤以匹夫之勇，拔剑起蒿莱，一路宗经征圣，追寇讨贼，如此切磋磨砺凡三十年，终于仁精义熟，直透重关，成了不折不扣的硕博之儒，岂非一学术异人也哉！以此而论，窃以为余先生为今日读书人立了一个典型。试问其不过一介草民，何以能于沧海横流之中，自立自树如此？某在此愿略陈鄙见，既作自我拷问，亦期盼为更年轻之学子，尤其是民间治学之士作一助。并以此求正于余先生本人。读者诸公如睹此略有感发，则不负余先生相托为序之雅。
细思先生为学之客观条件，实有常人难以克服之短处。《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想先生半生之为学，纵偶遇知音益友，然绝大部分之岁月，则可谓孤困从学，自为师友。须知此番尘海磨砺，期月可矣，经年不易，数十年如一日更是难上加难，非有坚忍不拔之志，实最易汩没退转。况南宁一地僻处西南边陲，消息闭塞，人文乏弱，远不如域内名都上庠之济济多士，难得师友挟持、相得益彰之便。先生藏书虽多，料亦无法与高校图书馆相提并论。尤为特出者，先生学问乃发迹于网络，其间殊为鱼龙混杂，驳杂浮泛有余，精深理性不足，有时犹不免与一些无聊之徒辩是论非，盘旋既久，虚耗精力口舌。此恐先生向学之初所万难避免者也。故先生大隐隐于市，虽以“德不孤，必有邻”自处，亦终未免形单影只，落落寡合。此类心迹，常流溢于诗文之中，如“浊流猖獗叹斯世，大雅衰微愧此身”、“孤灯深入沉沉夜，几度枭声动上苍”之类，皆其深夜孤鸣，凄凉长啸之音也。
然以今日之高校体制弊端论，先生栖身于“体制”之外，亦可谓焉知非福，避过了许多无谓之消耗。与读硕士、博士学生相比，先生不必学政治、习外语，不必修厌恶之课程，不必求各类奖金证书，无考试之摧残，无论文之压力，无求职之焦虑，无诸多冠冕堂皇之管束，故能在思想学术天宇立乎其大，占得主动，随性驰骋。据说某高校博士，毕业论文之后记，感恩戴德者百有余人，试问世故如此，又能做得何学问？与大学教授相比，先生虽不免时生杏坛无子之憾，然亦不必于讲台上唇焦舌敝，不必迁就迎合学生（一些高校让学生为教师打分，而教授中也有担心因对学生督责严格而致其轻生者），不必教改作业，亦无政治学习、填写表格、监考阅卷、论文答辩、作业批改、会议应酬、课题申报、学生就业、发票报销等诸多尘劳中事，故可以专心致志，不与纷扰，直探学问之本真。且夫今日大学教授之间派系林立，有诸多行业规矩，贤者亦难脱其束缚。因为一旦违背此间规矩，必影响到职称之晋升，论文之发表，课题之申报，学科之设立，弟子之毕业，学界之声誉。故教授之间学术观点虽颇不服，然终须一团和气，互给“面子”，直谅之言难见。更多者只就自己专业问题发话，决不论及同行，免生事端。纵有论及，也终未免畏首畏尾，乡愿者众。由于先生“跳出三界外”，无“丢饭碗”之虞，故执笔为文，不必察言观色，庶几做到“我手写我心”，一任良知之兴发，所作之文，自然多有道人所未能道，言人所未敢言者。吾观其网络诸论作，直是上下五千年，东西两半球，无不在其讨论批评之列。单单以当今弘扬国学者而论，先生又何止批于丹、易中天之属，即便对余英时、汤一介、杜维明辈，亦不假辞色，在义理是非上较一较真章。倘换做体制内学者，后者至少是其师长辈，又焉得直言如此？唯先生有怒中批，有敬中批，其间大有分殊耳。
再从学问重心看，先生治学可谓切中时代之病根，直抵腠理，务求治标治本。反观一般高校硕士、博士之为学，率多在导师引领下，选取学术一隅以精耕细作，不仅大多无关乎时代之痛痒，其学术园地亦往往愈转愈窄下，不少人毕生不过株守某一专题，或某二三流思想家，于枝枝叶叶间考证搜求，而其一生之求学位、找工作、评职称、拿课题诸事，尽可托命于此矣。长此以往，则大多精细有余，而通识不足；琐屑有余，而应世不足；形式有余，而内涵不足。彼研究先秦者，问其汉唐，则敬谢不敏；此研究魏晋者，叩其宋明，则浑然莫知。虽曰专精，实则孤陋也。有一类学者，多不肯俯首读书，只是网络高手，黏贴复制多家而成文，却不能通读一卷经，大抵不过为稻粱谋者也；更有一类学者，殊无半点立命立心之念，只唯时潮政策是瞻，以获取重大课题带头人、首席专家、会长、主任、顾问诸头衔为成功，而其一生之最高学术成就，往往即是其成名之作，此亦可悲可叹者也。反思先生学问之途，因无导师之指点，开始虽不免多费周折，多走弯路，却反倒暗合学问“宁低勿高，宁拙勿巧”之训。待其学问修养臻于一定高度后，自亦能融会贯通，直接与圣贤经典相盘桓。其间尤为关键者，乃先生之学术重心，多系由现实病痛逼迫出来，始终由一股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所催动，使其能将学术生命与时代关怀打成一片，汲得源头活水而内外相养，层层转进而生力不歇。余曾读台湾新儒家徐复观、牟宗三诸先生《学术与政治之间》、《时代与感受》中文章，深赏其不但能为高文典册之学术，亦能纵论时弊，高扬士声，尽此士大夫之时代责任。而反观大陆学界，则未免千人诺诺，让人太息。此固有历史之因缘，环境之禁锢，不可一味求全责备，然吾国今日之士风萎靡，亦可窥见一斑也。夫以中国之大，学者之众，岂乏高明沉潜之辈？然此类人大多学术地位已定，不免树大招风，琐务缠身，无暇为此类文字。亦有少数人系心于名山事业，于象牙塔中“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以追求精纯学术为念，却又不肯直面时弊，捉笔为文。长辞以往，不唯无此心，而实亦无此能也。以此反观，先生散落在诸网站之数千篇论战文字，能够直面时代病灶，疏通致远，拨乱反正，自有其激励、唤醒时代人心之价值。其中不少文章痛陈时弊，真是一针见血，虽时过境迁而精义不磨。惜乎这些文字大多沉晦网海，在时代之众声喧哗中问津者稀。
更以文章之思想深度而论，余以为先生已可并辔时贤，出类拔萃。须知当今学问分途已是千门万户，博者易杂乱，精者易偏狭，“刺猬”与“狐狸”不可得兼。先生之文章，量大面广，不仅牵涉人物思想之众多，与社会现实问题亦处处短兵相接乃至贴身肉搏，实为今日国学思想界所罕见。故其著文，自不必能篇篇精当，一些文章在资料之掌握，义理之分解，概念之辨析，更有不及他人之处。但他一生好学深思，转益多师，于儒家奥义深造自得，真可谓孤军特起，戛戛独造。当今一些学院派学者，亦不乏学殖深厚者，然常年于体制中形成之学术惯性，使其只能诠解前贤，万不敢提出自己学说。唯恐白纸黑字之后，为同行所诟病。而余先生浮沉网海，无此瞻前顾后之虞，故不惜大胆造论，反倒多有创获。如其“仁本主义论”、“新中体西用论”、“天人感应论”诸说，皆能高屋建瓴，别有洞天，岂真不如那些名教授之核心期刊论文耶？
余撰此序言，不时想起宋代高僧大慧宗杲之言论：“士大夫学道，与我出家儿大不同。出家儿，父母不供甘旨，六亲固已弃离，一瓶一钵，日用应缘处，无许多障道的冤家，一心一意，体究此事而已。士大夫开眼合眼处，无非障道的冤魂。若是个有智慧者，只就里许做工夫。……打得透，其力胜我出家儿二十倍。何以故？我出家儿在外打入，士大夫在内打出。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内打出者，其力强；强者谓所乖处重，而转处有力；弱者，谓所乖处轻，而转处少力。”（《大慧禅师语录》）余先生学儒，譬如“士大夫”，而很多博士教授学儒，则较多近于“出家儿”。他是在尘世纷争之中摸爬滚打一过，上下求索之后自归儒道，故能信心十足。而一般博士教授之研究儒学，则以“知”为主，视儒学为一专业研究方向，虽多对儒家有亲近之念，但其志不艰，其情不厚，故其行动亦乏力。而余先生则以“信”为主，以“知”辅“信”，儒家义理已对其沦浃肌髓，浸润至生命里层，故发之为文后，使人倍觉深沉有力量。
人生于天地间，各各皆有一不断生成之“生存世界”。此世界关乎信仰、苦难、担当、情感、愿力、才学与性情，是人之为人的生命底色与力量源泉。余以为，著名诗人刘梦芙先生所作一阕《金缕曲》，颇能道破余先生的“生存世界”：
诗思如潮水。任毫端、奔江泻海，已逾纲纪。块垒胸间凭一吐，岂效簪花姿媚。廿四史、兴亡谁记？莽莽中原观逐鹿，灭前王又建新王邸。尧舜德，僭称美。 梦醒犹卧槐柯里。最堪悲、群蒙难悟，圣贤深意。百载师夷安用夏，空洒吾儒老泪。淬血火、炼成文字。夜色沉沉霾雾重，瞩天东明月何时起？光隐约，在渊底。（《金缕曲——六迭叶嘉莹先生韵寄东海》）
词气沉郁顿挫，寄意遥深，感人肺腑。其中“百载师夷安用夏，空洒吾儒老泪”一语，最为沉著，当可概括先生之“生存世界”。但我坚信，东海先生立足民间，以毕生心力为儒家招魂之悲愿，天必佑之，决不会老泪空洒。毕竟真理不磨，神州崛起，有赖此儒道重光。
近几年，先生喜“微言”，盖取其简明扼要故也。吾曾于其某集微言之后，撰写数行赞佩之辞，或差可概括先生之志业：
决孔孟之滥觞，洙泗奔流；昭汉唐之遗烈，长乐未央；揽佛老之别境，洞见良知；继宋明之绝学，纵贯天人；汲科学与民主，经权以时；破百年之迷惘，直指人心。先生之微言，或有时而可商；先生之胸襟，真正正而堂堂；无文王亦自兴，抗流俗成孤往；舍浮槎以弘道，因悲悯而担当；哀此生之须臾，恨中道其未光。有斯人生斯世，且记之慎勿忘！
这些称颂文字，未解者还道是肉麻吹捧。我却愿公之于众，甘受世人之讥。尤望余先生谨守此儒门志业，任重道远，终日乾乾，无愧于这一大事因缘。
( 此文是余东海先生《春秋精神》一书序言，并以孙齐鲁笔名发表于陈明先生主编《原道》辑刊第30辑。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