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婷：抵制虚无主义的“现代病”
现代化成就了中国式神话。但“现代病”也随之而来。商业资本附带的物质功利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使金钱利益取代道德价值,逐渐成为社会“最高价值”。这就是近年来理论界热议的虚无主义问题。它表现为物欲的横流、文化的低俗、伦理的失范、道德的沦丧和精神的虚无等。虚无主义问题反映了人们对自身精神生活状态的忧虑和反思,却经常被误认为一种形而上的、高大上的纯粹思想问题,而忽略了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基础。总之,虚无主义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克服虚无主义,需要理论的建设,更需要实践的探索。在我们的现代化实践中,就有克服虚无主义的现实资源。
资本逻辑的运行使我们在物质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同时也导致了虚无主义的弊端
资本逻辑的运行是虚无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使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的国度中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资本逻辑的运行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我们在物质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必然王国的进步并不等于自由王国的发展。资本逻辑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式的虚无主义问题。超越资本逻辑,是抵制虚无主义的根本要求。但简单地拒绝资本逻辑,这在当前阶段是不现实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努力建构起资本原则与公正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经济与制度层面上制约虚无主义。
正确认识资本逻辑的历史性和片面性。首先,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具有明显的历史性特征。资本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资本逻辑才获得了统摄一切价值的魔力。而资产阶级社会最隐蔽的意识形态就是将资本逻辑永恒化,当成高于人的客观规律。在这种意识形态的遮蔽下,资本逻辑披上了永恒神圣的外衣,虚无主义自然就成为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我们引入资本逻辑,必须深刻认识它的历史性。资本是现代社会兴起的根源,但并不是现代社会的永恒法则。我们需要资本,但也需要超越资本。资本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并不意味着要等这些合理性都丧失殆尽后才能去超越资本。资本的利用与资本的超越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同理,虚无主义的产生与克服也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其次,资本的功能具有片面性。资本逻辑具有双面效应,资本有利于财富的积累,但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资本既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幸福,也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社会不公正、贫富差距悬殊等,它与建构人的生命意义是相左的。
因此,要对资本逻辑进行社会主义的伦理约束。首先,要把资本原则严格限定在经济领域内。全面深化改革要求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要在经济领域给予资本逻辑充裕的发展空间,使经济的运行按照资本的逻辑展开,充分发挥资本的正面效益,让资本完成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历史任务。但同时也要防止资本原则的过度滥用,防止资本原则向政治、社会、文化、道德价值领域的僭越。要把社会生活分成两个方面,即经济的方面和非经济的方面。在经济方面承认资本、发展资本,在非经济的方面,即民生领域里坚持以人为本的最高发展原则,努力解决资本与社会和谐的关系。其次,要大力主张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资本逻辑的运行形成了当今中国“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劳动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呈急剧扩大的趋势。这表现为贫富差距拉大,资源分配不合理、权力寻租等社会现象。经济上的不平等带来了非经济上的不公正,导致了社会阶层极化、个体上升通道阻塞、群体间的不信任甚至仇视状态以及社会上普遍的拜金心理和仇富心态等。这要求我们要努力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弥补资本逻辑带来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不公正,努力创造条件从“形式上的公平”向“事实上的公平”转化。
抵制虚无主义需要进行价值重建,而价值秩序的建构必须建立在教化与认同相结合的基础上
近代以来,我们对传统价值体系与心灵秩序的自我消解使国人身处“古今中西”的冲突中。传统道德载体坍塌,现代道德根基尚未稳固,造成了转型过渡期的信仰缺失和价值真空,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虚无主义现象。抵御虚无的侵扰,获得一种良好的精神生活和心灵秩序,这是当代中国人迫切的精神需要,也是抵制虚无主义的必然要求。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顺应了这一要求,是对价值根基、主体和秩序的重塑。中国人正在进行这样一场价值重建。
首先,要锁定在价值理性的根基上。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是许多现代性问题产生的根源,更是虚无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马克思·韦伯深刻地体会到了工具理性对人的“宰制”。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合理化的社会,这种合理化思维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自由丧失”与“意义丧失”成为个人生存的挑战。由此可见,当工具理性妄图成为价值理性的基础,甚至取而代之,必然使价值理性沦为“工具”与“手段”,在此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价值与意义是失效的,因为在这种价值秩序中,人以物的方式存在,只是一个片面的孤立的符号或材料,而不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总体性存在。所以,当我们进行普遍社会价值共识与价值秩序构建时,必须深刻意识到工具理性的局限性,尽可能地排除工具理性的干扰,使价值理性获得一片自由开放的园地。唯有此,我们方能真正建立起一个能够沉淀浮躁、过滤灵魂、滋养身心的心灵家园。
其次,要实现价值主体的时代性更迭。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价值主体发生了更迭。以国家为核心的单一价值主体模式逐渐转变为以国家、社会、个体三重主体维度相互交织的多元模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正体现了现代价值体系建构中三重价值主体维度的需求。但是,这种多元的价值主体要求:首先,价值秩序的建构要建立在教化与认同相互结合的基础上。价值观的形成既是一个主体内在生成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共识与社会规范引导的过程。单纯以教化形式建构价值秩序,容易造成国家主体与社会主体对个体主体的压制；相反,仅仅依靠个体主体的认同来建构价值秩序,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容易给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有机可乘,或者造成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错位；其次,价值秩序的代表主体与现实主体具有一致性关系。社会主义价值秩序的代表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他们之间存在着价值利益的差别、矛盾甚至冲突。因此,如何使价值利益的出发点和归宿真正落实到实践的真正主体,使价值主体的创造与共享具有一致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凝聚共识、获得社会广泛认同的前提。
最后,要建立在历史实践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价值体系不是一个既定的前提,而是一个开放的价值实践与检验过程；它不是一连串的先天道德律令,而是外在的社会制度规范要求与内在的道德理想和道德意志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在价值理想与形式化制度结构之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一方面保持超越现实的价值理想,引导和规范价值的形式化制度建构；另一方面也需要使价值理想与现实的制度结构保持一定的距离,预防价值乌托邦主义。
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我们既要避免简单的二元对立逻辑,同时也要注意保留自身的民族文化品格与身份特征
构建当代国人的民族文化身份,达成群体性的价值共识与身份认同,是我们在文化心理层面上抵制虚无主义时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从古—今、中—西两个维度来看,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对接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民族基因,它需要经过现代化的诠释和创造性运用,才能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文化身份“名片”,它需要不断强化自身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才能更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世界。在尊重文化形态历史性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视角出发构建两者的历史性对接,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立场。首先,培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与未来意义,并不等同于它的本土意义、现实意义。这需要我们努力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符合现代文明发展要求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在自觉反思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现代解读和创造性发展,形成当代国人的民族身份特征。其次,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文化身份特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精神品格、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话语表达等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反映当代中国人的思维、实践、语言和心理,使马克思主义更深入到国人的心灵世界。
二是应对全球一体化与文明发展多样化相结合的问题。当前所开展的全球一体化本质上是以市场经济机制和资本为动力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即同一化的运行模式。随着资本在世界性范围的扩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民族被卷入到资本的漩涡里,各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劳动、商品、资源等要素都被同一化为资本,并在市场经济机制体系下进行世界性的生产、交换、流通和分配。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代中国是在非常独特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基础上进入到全球化的。这使我们在构建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时更深刻地遭遇到同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难题。它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破除简单的二元对立逻辑,在借鉴的同时避免同一；另一方面,要警惕同一性的侵扰,保留自身民族文化品格与身份特征。
确实,虚无主义是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遭遇的冷酷现实和严峻困境。但我们不能逃避,也无须避讳。当我们直面虚无,努力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寻找各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方案时,虚无主义将不再是现代人无法逃避的宿命,而只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实践问题。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