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维权争地遭枪击 7次被政府送进精神病院
10年7次被镇政府送进精神病院，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名“偏执型精神障碍”患者，是在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打针吃药半月后，才由县公安局出示鉴定的。
2004年开始，湘西州花垣县团结镇老王寨村村民张治，因与矿厂发生土地产权纠纷遭枪击后，被镇政府在10年内，7次强制送入湘西州两家精神病院。
然而，这种至今医学界缺乏检测标准、界限模糊的精神疾病，却成了与张治一样的“偏执者”的梦魇。
胶纸窝棚藏身还被抓
“那个‘155’的人有来看过我。”张治不自觉地时常用手机头几位数来称呼身边的人，而非名字。
这10年里，每次进精神病院前，张治都要被缴通讯设备。没法和外人联系，她只能等待其他病患的家属来探望的时候，向他们借手机联系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我必须记住他们的号码。”直到现在张治对联系过的人的手机号码，基本都能脱口而出，一位不差。
2014年2月6日，弟弟张志稳求得政府放张治出院，告诉她，父亲已癌症晚期。
最终，父亲在当年开春的过世结束了张治最后一次在精神病院长达98天的住院期。
2014年春节前，政府要求再将张治带去精神病院，张志稳请求不要再关，因为“家庭没人照顾”。不久之后，张志稳因逃债出走，和张治失去联系。
“田地都荒了，也没法出去打工。”在家这一年，张治不知道今后该怎么生活。
几根木头架着蓝色塑料纸，像罩住地面上的杂物，其内1米高的空间就是张治母亲的住所。
张治在矿山上搭过一间木屋，宽敞许多，但母亲不愿意搬离。张治只好在这个“家”后又架起一个两米多高的空间，拉上电自己住。
“为了照顾母亲没法搬。”张治家在村口的转角，“也因为这里有其他村民，不容易被政府的人抓走。”
然而，在最后一次被带走时，镇政府人员还是来到张治家前。张治准备做饭，镇长麻清龙让她到地里看一看，有合适的就给她买下盖房子。
张治随其出门，一到地里，几个人一起将她抓上车，手铐一铐，从边城方向上高速，送到荣复医院。
“他们把我抬进去的，我喊，但周围没有人。”10月份，张治还穿着凉鞋，在身上衣服穿了两个多月后，政府派人送了衣服来。
相比之前住院的痛苦经历，这次还算短暂。
在2005年到2007年最长的440天住院期里，张治被同住的病人扯破衣服，要求院方赔偿，并打倒保温桶维权。
“医生就给我强行打电针，把我头撞到地上。”张治开始绝食反抗，医生最终将张治绑在床上强行输液，“我一下喊不出声了，感到心慌。”
“我开始害怕，后来不闹了，服从管理。”2006年9月2日，张治写下保证书：“我知道乱上访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我认为政府对我的处理是正确的，我知道错了……我保证服从政府对我的安排。”
然而，直到张志稳在2007年2月5日写下保证书，保证张治不去上访，张治才于次日被放出。
镇政府医院“解决问题”
从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到2013年的最后一次，张治先后5次被送入荣复医院和2次被送进湘西州精神病院。
2004年，镇政府干部将张治约到县政府门口，答应为其解决问题，让她坐上车。
“当时我不知道，就跟着他们一路到了永顺，下车就被抬进医院。”张治被第一次送进湘西州精神卫生中心，被强行打针用药半个月后，院方始才为其做鉴定。
“他们就是问各种问题。”在2004年4月13日的精神疾病司法技术鉴定书上，委托鉴定单位是花垣县公安局，鉴定结果为“偏执型分裂症”。
然而，湘西州精神卫生中心工会副主席李祖林对重庆青年报记者表示，在送进精神病院后医生会先给其做鉴定，再决定是否要住院。
入院时，张治要求找人帮忙照顾下家人，但政府不让她打电话。
曾受委托给予她法律援助的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副主任高永清表示，这份鉴定委托方非家属，而家属不知情，并不合法。
而2005年1月19日，张治在第五次进京后，镇政府工作人员坐火车将她再次带回吉首。
“当天吃早饭时来了很多人。”这次张治直接被抓上车，送到位于吉首市的荣复医院。政府人员办完手续后就离开，三四个医生强行给张治打针后，张治觉得心慌，眼珠难以转动，一晚没睡。
“我们这里没有资质做鉴定。”荣复医院副院长戴纪清坦承，张治是被政府送来，医院则根据湘西州精神卫生心的鉴定收入院。
病友教张治将药含在嘴里，到厕所吐出冲掉，却因为并没有吃药后的生理反应而被医生识破。当年3月，张治救下一个欲上吊自杀的病人，便想借机闹出上吊让院方放自己出来。结果，在5月，她被强行带去长沙湖南脑科医院做了7天鉴定后，被政府放回。
每次被放回家的张治便想办法赴京上访，此后，张治在2005年11月21日再次被送进荣复医院，到2007年2月6日被放出，历时一年多。2010年9月18日到11月11日，张治第四次进精神病院(荣复医院)，住了55天。
在2012年张治被第五次送进精神病院(湘西州精神卫生中心)时，政府复制其父医保卡结算住院费用。而在56天后被放出，又于当年10月31日被送入荣复医院，张治只能用节食来让院方放人，医生给其打入长效针，一针能稳定其15天，打了三次后，因到春节，政府没有结算费用，而被医院通知接回。
因为长期绝食后，又暴食，张治从原先的128斤一下增到150斤。
三年前，张治找到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服务所副主任高永清曾两次到医院看过张治，院方每次都让其通过政府方面程序再来。
在封闭的医院病室，来一个病人家属，张治就借电话打给外界朋友。张治基本能直接背出接触过的电话号码。在永顺的朋友田昌岳也是靠当地的关系才勉强看望了她两次。
维权争地被枪击
女儿留给了前夫，张治将小儿子抱回后，父亲张生学想将其卖掉，张治觉得无法抚养，又把儿子也送回了前夫那里。
张治曾有过一对龙凤胎，1998年，龙凤胎出世第二天，儿子跟着其婆婆睡了一夜，次日脸色发青，不久过世。张治当场口吐鲜血，后因与丈夫家矛盾加重，离婚回家。
与张治同村的村民张勇军称，村里邻居并没有发现张治精神上有任何特殊异常。
此前，张治有7个兄弟姐妹，但除一个弟弟外，在年少时，皆因意外纷纷过世。母亲受打击过大，在张生学因犯错误坐牢后，不再管家里的事情，也不跟人说话。
张治回家后，父亲张生学到刚建厂的宏运浮矿厂做工，把5亩多地转到张治名下，给其耕种。
然而，这一块耕地正好被矿厂选址占用，张生学瞒着她私下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张治开始和矿厂争地维权。
2000年7月，张治一人冲进矿厂，强行关掉正在运转的机器，矿主李文翠喊来八九人，其中一个男青年拿着银白5式手枪抓住张治，用枪柄撞击张治头部以警告。
“那时力气大，也没有怕过。”张治挣脱后跑回屋里拿了把剪刀又回去抗争，男青年在距其6米左右连放了三枪，“我才感觉他们要来真的了，就逃去派出所报警”。
团结镇派出所始终没有下文，最终劝其上诉维权。现任派出所所长廖凯生表示，“当年的材料已经移交到县刑警大队，现在这边无人了解”。
2003年，张治在找到湘西州人大、政府，以及湖南省政府后直接去了北京，被镇政府接回后，又在12月再次入京。
直到2004年两会期间，镇政府在张治还没出花垣县的时候将其截回，送进位于永顺县的湘西州精神卫生中心，开始了她10年在精神病院和北京之间来回转换的生活。
“我们是客客气气地把她送进去，还垫付了期间的生活费。”对此，团结镇副镇长兼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主任龙自刚给重庆青年报记者出示了一份2012年9月有张志稳签字并按手印的打印委托书，以及一份2013年8月6日的手写委托书，然而，在日期处“2013”的“3”有由“2”改动而来的痕迹。
对于占地一事，有村民张泽等11人为此签字作证。
2010年，张生学向花垣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减轻处罚自己私自将土地转让给宏运浮矿厂的行为，并责令厂方将土地恢复原貌，归还张治。
张治“没有必要交代”
“在2013年之前，我这里没有其亲属的委托材料。”龙自刚坦承。
然而，团结镇镇长麻清龙阻止了龙自刚的介绍，转而表示张治的事情“没有必要交代”。
老王寨村村长张生国则向重庆青年报记者证明，“张治一直和村里人相处和谐，绝对没有危害他人的行为”。
“这里是上访的重灾区，我们不能接上访的案子。”高永清称，案子接手三年，花垣县法院始终不予立案，也未给出理由。
“政府之前打过电话，让放弃处理。”团结镇镇长麻清龙曾找到高永清，表示愿意和解，但最终没有下文。
高永清表示，要将张治送入精神病院，必须有法院的鉴定说明，而目前镇政府在采取这个行动时，鉴定没有法律效力，这是高永清对这个案子的立脚之处。
接触过张治案件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宇告诉重庆青年报记者，“张治的案子因为是告当地政府，这类行政诉讼很难立案。”
在201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中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情形，其监护人不办理住院手续的，由患者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办理住院手续，并由医疗机构在患者病历中予以记录。
广东省心理危机干预联盟委员李鹤展表示，只有在“有危害”，或者监护人不管，二者占其一的情况下，才能由公安局送入精神病院。
“她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打人，平时比较为他人着想。”其邻居张光祝记得，张治跟村里人关系都处得挺好，有次张治被村民家的狗咬伤，但张治考虑该村民家庭困难没有同意对方出钱让她打针。
另外，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中，“对再次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医疗机构应当公示经公告的鉴定机构名单和联系方式。”
然而，对于张治的两次鉴定，都是委托方强制要求张治所做，张治本人和其家属并没有委托鉴定。
“2000年初的时候鉴定还比较混乱”，深圳市精神卫生研究所司法精神病学研究室主任高北陵称，在那个时候做的鉴定不排除失误的可能。
东莞新涌医院心理疾病防治副主任医师陈耀汉告诉重庆青年报记者，对于“偏执型精神障碍”的判定比较模糊，但是目前的鉴定只能是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材料，由鉴定医师来进行鉴定，没有客观的方式，心电图等是不会有异常显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