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文化的传统”需要改造和再生
2013年4月15日，作家王蒙发表“我的文学人生”演讲。 新华社发
——作家王蒙谈传统中的文化对立面
我们非常重视与不同质的，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旗号的文化争斗，却不重视与愚昧野蛮斗争。于是愚昧与野蛮就趁各种文化之间进行拉锯战的时候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但愿人们把当前关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讨论——至少是把其中相当一部分精力——引导到建设与积累的健康方向上去。
□王蒙
当我在商店里看到店员与顾客的恶言相骂，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乘客之间的恶言秽语，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诸如对于制造假药、假农药，捕杀大熊猫、白天鹅，盗卖铜线等罪犯的审判，走到街上看到一座座新盖好的楼房玻璃被顽童打碎，一个又一个公用电话亭被捣毁，还听到一些出国人员——既包括学者也包括官员——在洋场大丢其丑（如住一个晚上就把旅馆房间冰箱里的饮料全部转移到自己的行李箱里），这些时候，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这些现象究竟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是孔子还是老庄？是禅宗还是道教？谁主张过这种野蛮、自私、损公害己？
而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知识界热烈讨论的传统文化问题，究竟有多少针对性？是否有的放矢？我们讨论、争论的对象到底还留存了多少？就是说，目前我国的大众，特别是青年大众之中，究竟还保留了多少传统文化？尤其是究竟还保留了多少文化传统？传统文化，诸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孔孟之道、程朱之学、诗书礼乐、琴棋书画、仁义道德、忠孝节义、四维八纲、真心诚意……现在到底还剩了多少？
文化的对立面是无文化、非文化、反文化。当我们谈到中国的封建文化、传统文化的时候，似乎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另一种十分强有力的传统——这就是无文化、非文化、反文化的传统，“绝圣弃智”的传统，耍光棍、耍流氓的传统……前者如果表现为士大夫文化以及宫廷文化、庙堂文化、乡绅文化，后者则表现为鄙俗文化特别是流氓文化，中间还有市民文化之类。
鄙俗文化特别是流氓文化同样是源远流长，历史上，它们常常大模大样地走进农民起义的队伍，打出革命或新潮的大旗。刘邦与项羽就以烹父的流氓故事脍炙人口。
首先因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历史是文盲比文明多。无文化的传统说不定比文化传统还要强大。其次历代政权更迭靠实力而不是靠文化。事实上，“霸道”总是比“王道”厉害得多。朱元璋的御批里常带粗话。粗话变成佳话，老粗与权力相靠拢。这个传统一直传了下来。
再次我们的传统文化确实是太古老、太衰败了，需要一个大的改造和再生。许多年来不绝其生命力的与其说是文化传统不如说是无文化与非文化的传统，一些民间流行的文化观念与其说是证明了文化传统不如说是证明了无文化的传统。“拼一个够本儿拼俩赚一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些都有明显的破坏性，而居然也被社会所接受。后来又发展成“活着干死了算”，一副亡命徒相。“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压根儿就非法理、非道德、非一切行为规范，如今又成了一批无文化而有“商品意识”的人的信条。
说起批传统文化来我们的调子始终是够高的。批胡适、批俞平伯、批孔、批儒；批《武训传》、批海瑞、批道德继承论；批梁漱溟、批梁思成、拆城墙；消灭地主阶级，取缔会道门；批“温良恭俭让”。历次运动中鼓励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揭发丈夫……早把孔老二丢到了茅坑。一直到进行了远远比港台以及海外走得远得多的文字改革……这中间，有的该做而做得急了，有的该做而且大体上也做得好，做得适时，有的却有点不该做。但无论如何，什么时候我们对传统文化手软过呢？
不但有批判的武器而且有武器的批判。不但消除了地主阶级而且粉碎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机器。不但消灭了“变天账”也消灭了诸如家谱、宗庙之类的东西。但传统文化的阴魂似乎仍然不散。阿Q主义没有散，假洋鬼子的“不准革命”没有散，赵太爷的“不许姓赵”也没有散。
大力“破四旧”的结果恰恰是“四旧”的全面高涨。于是觉得批得还是不彻底，没有“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传统文化斩草除根，于是进一步批爱国主义、批集体主义；批长城、批龙、批黄河；批李白、批屈原，一直批到鲁迅；批民族性、国民性、国特色……这种激进的批评再加上无孔不入的唯钱是图的风气，简直称得上是地毯式的轰炸。
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劣根性似乎未见消除多少，我们的文化传统却已经或正在被非文化、反文化、无文化的愚昧野蛮所冲击。我们非常重视与不同质的，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旗号的文化争斗，却不重视与愚昧野蛮斗争。于是愚昧与野蛮就趁各种文化之间进行拉锯战的时候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但愿人们把当前关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讨论——至少是把其中相当一部分精力——引导到建设与积累的健康方向上去。能不能先请各种各样的“文化”（只要是真正的文化）之争降降温，先联合起来讨论一下诸如扫盲、讲卫生、职业道德、爱护公共财物这一类较少争议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