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王哙事件与尧舜篡位说

尧舜是中国先秦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著名的君主，他们所处的时代所奉行的政治制度被称为“禅让”，被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所推崇，主要内涵是君主年老之后不把君位传给子孙，而是传给贤人。对于尧来说，舜就是贤人。到舜禅让给禹，禹则将位子传给儿子启，是为世袭制，开启家天下，进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但是学者们一直对尧舜禅让的真实性存在怀疑，他们翻阅典籍，发现一种与尧舜禅让说相矛盾的记载，是为“篡位说”。探讨那个时代的政治制度，需要面对文献中两种学说之间的关系，到底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是需要辨明的问题。

孔子本人比较推崇周公，虽然他也曾经赞赏过尧舜禅让，但未作过多鼓吹。孔子作为一代思想家，确立了儒家思想这面旗帜，还作为教育家开启私学之风，在春秋战国的激烈社会变革之中，贵族中下降，庶民中上升而形成的士人阶层开始普遍研习儒家所积累的文献资料。时代进入到战国时期，原有的儒家分为八家。此外又出现了一些其他学术流派，其中像阴阳家、兵家、道家多推崇黄帝，而儒家和墨家开始极力鼓吹尧舜禅让制度。
从传世文献来看，首先鼓吹尧舜禅让的是墨家：“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中》）。墨家的巨子制度基本上遵循了禅让原则，不传子而传贤，在战国早中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1993年10月出土于湖北省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出土的楚简，测年为公元前390±170年。其中有一部名为《唐虞之道》，用了大段篇幅描写尧舜禅让和舜的美德。台湾清华大学杨儒宾认为《唐虞之道》与思孟学派有关，即为战国中期儒家文献。郭店简中有一篇《鲁穆公问子思》的短文。鲁穆公的在位时间为前415-前377年。郭店简的年代的下限要比鲁穆公时代偏晚。
1994年上海博物馆所征集到一批战国楚简，其碳十四测年范围在公元前255± 65年，中有一篇名为《容成氏》的文献，其中阐述了许多上古帝王的信息，其中也涉及到尧舜禅让。
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楚简，测年为公元前305±30年。其中有《保训》一文，内容为战国时期人假托周文王口吻给周武王传达遗嘱，其中亦涉及到尧舜禅让。
上述文献在描述尧舜禅让内容，多溢美之词，文献拥有者的学派或为儒家、或为道家、或为墨家，战国时期诸学派未必泾渭分明，学者之间可以正常交流，抄录研习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窥知，战国早期的儒墨道学派对于尧舜禅让问题看法比较一致，并未见什么标新立异的文献来斥责尧舜。这种对尧舜政治制度的理想主义观念，通过儒墨学者的广泛宣传，逐渐得到了上层统治者的认可。
最早主张禅让的战国诸侯，从文献记载来看应该是魏惠王。《吕氏春秋·不屈》中记载了魏惠王与其重臣惠施的对话：“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于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则施不可而听矣。王固万乘之主也，以国与人犹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
根据《惠施评传》作者杨俊光考证，惠施最早从政时间约为魏惠王十六年（公元前354年），一度为魏国相国，辅佐惠王、襄王两代魏君。其中马陵之战魏国被齐国打败之际，惠施曾经劝说魏惠王假意臣服齐威王，借此挑起赵、楚两国对齐国的军事打击，从而缓解魏国的军事压力，可见其政治手腕是多么的娴熟，魏惠王也是对惠施的主张言听计从。但是惠施最终考虑到其中的利害关系，没有接受魏惠王的建议，继续侍奉魏王。
而禅让学说并没有止步，依然在战国诸侯中传播。其中影响最深的便是燕王哙。根据《韩非子·难三》的记载，燕王哙信任相国子之，却非难韩非的老师荀况。虽然不知其非难的具体内容，也不知荀况当时是否在燕国。总之燕王哙对子之的无比信任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一些相对中立人士的质疑。燕王哙于公元前312年禅让子之。子之上台之后，镇压了燕国太子平叛乱，意图控制燕国的政权，不想反而导致燕国大乱。齐宣王与中山王错抓住这个时机向燕国发起进攻，将燕国打个大败，齐军攻入燕国首都，生擒子之，将其剁成肉酱，在燕国大肆烧杀抢掠，引起燕国军民的反抗。中山国也借此辟地百里，夺城数十。燕国的遭遇引起其他诸侯国的忧虑，在楚国悼滑、魏国惠施、赵国乐毅等人的斡旋下，楚、魏、赵三国结成联盟驱逐齐国，燕国才保全下来。
这次事件给各方面带来的震动是极其深远的。在事件发生之时，孟轲恰好在齐国，与齐宣王就入侵燕国之事进行了反复的争论。而荀况也算是燕王哙事件的一个参与者。这次政治事件对两位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两者不约而同地修订了自己对禅让理论的看法。
《孟子·万章上》：“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荀子·正论》：“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
甚至连惠施的好友，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周也评价道：“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庄子·秋水》）
从孟轲对禅让还存有一定的好感，但为了解释世袭制度的存在，他提出天命是决定实行什么制度的根本所在。如果天命传贤就传贤，天命传子就传子。弥缝两种制度的存在理由。而荀况可能思想转变较早，对禅让制度抨击较为猛烈。而庄周只是描述了禅让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结果，强调世事无常。三者虽有思想差异，并没有用什么不同于传统的史料来补充自己的观点。
而战国诸侯们，也开始怀疑禅让制度的现实可行性，其中代表人物就是中山王错，他在临死之前，在鼎上留下自己的遗嘱，告诫自己的继承者千万不要学燕王哙君臣易位，导致国家混乱。在中山国占据相邦地位的司马憙是中山国的顾命大臣，虽然表面上遵守人臣之道，总揽军国大事，但中山王错对其没有丝毫信任，临死前也要告诫儿子警惕。
燕王哙事件发生之时，魏惠王已经去世，魏襄王继位。惠施作为魏惠王禅让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依然活跃在魏国政坛，并以“逐齐存燕”发起人的身份展开外交活动。魏国政坛对于禅让说带来的政治影响不可能无视。
我们能从一份重要的魏国史料中窥探出一丝端倪。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十月，盗墓贼不准在汲郡（今河南卫辉市孙杏村镇汲城村）发掘一座古墓，汲郡官员从中发现大量没有腐烂的竹简，紧急报告朝廷，将竹简妥善保管于秘府之中。随后西晋发起攻灭东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从太康二年（281年）开始，朝廷组织学者对竹简进行清理和释文。经过整理，编成十多部书籍。其中有一部编年史书被定名为《竹书纪年》，上起五帝尧舜，经过夏、商、周、晋国、魏国，下至今王（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其中记录的许多史事都是其他同类书籍中未有记载的，引起史学家们的兴趣。
由于竹简的原件和释文在宋代之后就已经失传，学者们只能靠从其他书籍中摘录其零碎的片段。
在分析《竹书纪年》中这些记载之前，首先需要对出土《竹书纪年》的汲郡古墓的墓主身份做一个分析。汲郡在春秋时代属卫国，卫国早期都城朝歌即在此附近。战国时期卫国迁都至帝丘（河南濮阳）。汲郡郡治汲县在战国时称汲邑，其并入魏国版图时间不详。卫国于魏安僖王二十三年（前254年）沦为魏国的附庸国，这时才能确定汲邑为魏国所控制。而《竹书纪年》的下限为魏襄王二十年，相距45年。因此史书中关于汲冢墓主的身份有魏襄王和魏安僖王两说。但这两种说法都有明显的弊病，首先魏国从魏惠王起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襄王怎么会葬在距其都城约八十公里的异国境内？魏安僖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而且魏襄王与魏安僖王之间又隔着魏昭王，《竹书纪年》却没有书写两代君王的编年，《竹书纪年》杀青之时的魏王为魏襄王无疑。陈梦家先生在《六国纪年·汲冢竹书考》中已经指出魏国王陵不当在汲邑，应该是魏国大夫之墓。
另外根据史书记载，汲郡古墓中除了出土大量竹简外，还出土有玉律、钟、磬和一把长二尺五寸的铜剑。由于之前古墓已经被盗掘，西晋官府所发现的器物，显然不是墓中随葬品的全部，只能证明墓主属于魏国贵族，但无法证明其等级。罗家湘先生在《逸周书研究》中又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由于汲郡竹简中有一部分内容和西晋时期已经流传的《逸周书》残本相似，所以后世将两本书混编为一部，又称《汲冢周书》。其中《器服》一篇《逸周书》原文已经失传，传世《逸周书》中《器服》一篇实际上是将汲郡古墓中出土的遣册混入凑数。也就是说传世《逸周书·器服》实际上就是汲郡古墓的随葬品清单。我们可以大致从其中辨认出古墓的随葬品包括食器、食物、乐器、冠服、燕居之器、车器等等。遣册文字内容本身比较难读，加之竹简散乱，史书中提及的玉律、钟、磬、剑等物在遣册中未能找到对应。总体来说，汲郡古墓的随葬品除了竹简外并没有多少奢华之物。像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遣册中，还记载了楚国贵族赠送给曾侯乙墓的大量随葬品。从随葬品的角度分析，也证明汲郡古墓是魏国中低层贵族之墓，而绝不可能是魏王之墓。汲冢古墓可以证明，早在魏襄王二十年之前，汲郡就已经有魏国贵族居住到安葬，汲邑是否算是墓主的封地，暂时还无法证明。
与《竹书纪年》同时出土整理的书籍中有一部名为《师春》，已经失传，根据史书记载整理者的说法，这部书是杂抄了《左传》的诸卜筮，证明墓主人热心向学，广泛搜罗抄录了儒墨文献以及古代史料，这一点与最近发现的清华简的情况是类似的。
清华简《系年》也是一份带有编年性质的史料，但抄录方式更为随意，可以从一段历史记载跳跃到另一段关系不大的历史记载。从内容上看清华简《系年》的部分文词与《左传》、《国语》十分接近，当是抄撮相关史籍的笔记。
相较而言，《竹书纪年》按照历史编年有条不紊地记录历史事件，它所参考的历史资料更为广泛。其中夏商周以降的历史资料弥足珍贵，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然而夏朝之前的历史，由于涉及到当时流行的禅让说理论，则有必要另当别论。
其中关于尧舜关系的记载，保存下来的内容有：
1、昔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既]囚尧，复偃塞丹硃，使不与父相见。（《路史·发挥》、《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2、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广弘明集》卷一一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史通·疑古》、《路史·发挥》）
3、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山海经·海内南经》注、《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路史·后纪》）
前两条内容的出处说法有异，或为《竹书纪年》，或为《汲冢琐语》。两者虽然均出自汲郡古墓，但性质不同，前者为编年史书，后者为妖异怪谈杂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认为舜囚尧之事既见于《竹书纪年》，又见于《汲冢琐语》。《竹书纪年》大概只是用平实简略的春秋笔法记录历史事件，《汲冢琐语》用大段文字进行描写，不仅写了舜将尧囚禁在平阳，还阻止尧之子丹朱与父亲见面，后世在引用的时候将两书混为一谈，引起一定的分歧。不过我们可以观察到，墓主更在意记录舜篡尧位的故事，而不是传统儒墨文献中对尧舜禅让的故事，其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汲郡古墓的随葬书籍，不仅仅针对尧舜禅让，还将儒墨文献中所宣扬的历史人物关系，诸如启与伯益、伊尹与太甲、文丁与季历、共伯和上台与还政，统统描述为赤裸裸的政治斗争，这样的记录至少目前为止，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都是罕见的。
而后一条“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这条记录更值得注意。其中提到的丹朱，《路史·后纪》中引文为“帝朱”，而《山海经·海内南经》注、《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则引作“帝子丹朱”。仅仅两个字的差异，内涵解释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前者是原文，则可与《山海经》中的“帝丹朱”对看。《山海经》作为巫书长期流传于民间，其版本传承难以考究，只能大致判断为战国到两汉时期的文献。将丹朱前冠以“帝”，表明有人承认丹朱是继承尧的君主。但“帝子丹朱”是仅仅承认丹朱是帝尧之子，而不承认其为帝。
而后稷是周王的祖先，《诗经·大雅·生民》中记录了后稷弃出生的神话，但没有指出后稷所处的时代。
《国语·鲁语上》：“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
《礼记·祭法》：“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国语》与《礼记》的记载存在“兴”与“衰”的一字之差，这一微小的记载差异就存在四百年的时间误差。根据《史记》所追述的谱系，后稷弃存在于夏末更为合理。也就是说，春秋之前的人还没有将后稷弃与尧舜做过于紧密的联系，只是作为种植业的始祖与治水的大禹等上古名人并列称赞。
而《尚书》中《尧典》、《皋陶谟》等篇目中的后稷是作为尧舜时期的人物活跃其间，显然是出于某种原因，后稷弃被人插入到比夏末更久远的尧舜时代，并形成儒家文献继续传承，这个时间大概只能追述到战国初期。
但《竹书纪年》让后稷充当了丹朱的流放人的角色，显然是承袭了儒家典籍中将后稷置身于尧舜时代这个安排模式，这表明《竹书纪年》并没有独立的更古老的史源，关于尧舜记载的史源不会比《尚书》中《尧典》、《皋陶谟》等篇目早太多。
由此看来，《竹书纪年》的上古史部分是人为加工的可能性较大，《竹书纪年》较之其他文献简略，汲郡古墓竹简总计约十万字，其中《竹书纪年》约一万六千字，抄录下来花不了太多时间。魏襄王二十年距离子之燕王哙之死已有十五年，抄撮一份《竹书纪年》，并将抄录者的政治倾向化为历史记录并非难事。云梦秦简有《编年记》、阜阳汉简有《年表》、清华楚简有《系年》都是墓主人私家抄录的历史记录，内容都很简略，也明显都是靠抄录其他资料而成。
古人假托更古的人创作历史记录，这在战国时代并不鲜见，前面提到清华简《保训》便是一例，作者毫不客气地假借周文王的口吻，叙述尧舜禅让以及上甲微向河伯借兵的故事大谈“中道”。《左传》中经常描写各种历史人物预言某历史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应该是作者本身已经知道该事件的发生，再假托事件发生之前的人来进行预言，给读史者造成一种错觉。《竹书纪年》大概也是用了类似的手法，直白地指出是舜囚禁了尧，所以同时期流传的所谓尧舜禅让近乎谎言。
虽然说《竹书纪年》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出现，不代表抄录者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历史记载进行技术性微调，也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哪怕是对个别字句的调整，也会是一段话的文意发生偏向。而《汲冢琐语》作为妖异怪谈接近小说，更可以肆无忌惮地将个人主观看法融入到字里行间，当它作为编年史的补充部分存在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将编年史中存在的大量历史空白作为细节无缝地填塞到脑中，形成互为呼应的完整历史观。
银雀山汉简《吴问》，是假托孙子对吴王阖闾预言晋国六家大夫的命运，故事的编写者大概没有看到最后智伯的灭亡以及三家分晋，撰写故事的时间距离吴王阖闾去世大概过去四十多年而已。
比墨子时代偏早的申徒狄，曾经与西周君激辩贵贱等级制度，后不满世道黑暗，跳水自杀身亡，他生前的言论为墨家广为传诵。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中发现的楚简，就记录了申徒狄的言论。长台关楚墓的年代，根据其出土的钟钮铭文记载的“晋人救戎”事件分析，当是在楚昭王二十五年（前491年）之后。早于墨子的活动年代，那么距离申徒狄的死也没过多少年。
郭店楚墓的测年与子思的生活年代基本重合，其竹简中出现《鲁穆公问子思》，可见子思的言论流传也是十分迅速的。
笔者列举以上事例证明，《竹书纪年》的编纂手法在战国时代并无新奇之处，只是撰写者积极呼应了燕王哙事件所带来的学术风气的转向，使我们看到了战国时期的贵族和文化人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后的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做出一定的响应，通过著书立说、传抄研习的方式凝固成意识观念传承后世的种种行为和努力。
以魏惠王、燕王哙为代表的战国诸侯，对国家的命运前途也做过一定程度的探索，意图将学界广为流传禅让制度引入到现实的政治制度中。这样的举动在学术界也应该产生过一定程度的辩论。荀况便是最早站出来反对将禅让制度引入现实的代表人物之一。孟轲首鼠两端，未能下定决心。结果燕王哙事件的发生，使得禅让说理论彻底破产。学术界也相时而动，不再推崇禅让制。荀况对禅让制的批评，到了他的学生韩非那里更加激烈，干脆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这一思想，直接的来源就是荀况。韩非的书中没有提及《竹书纪年》类似的文献，应该表明韩非也没看到过多少直接诋毁尧舜禅让的书籍，但对于尧舜禅让彻底否定的现实发端，也应该是燕王哙事件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这一理想主义政治实验的失败，使得尧舜“篡位说”与“禅让说”几乎站在相等的地位上，成为困扰上古史研究者的迷思。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将颠覆传统儒墨文献中的尧舜等上古历史记载完全归于《竹书纪年》也未必完全合理，下葬的《竹书纪年》之前是否有更早版本，也是未知定数。但目前只能先以《竹书纪年》为一个标杆，除非有新资料的发现，再做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