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从沈颢到郭振玺，审理都需依法公正

　　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颢、总经理陈东阳等25日被警方带走，在媒体圈非常轰动。两种印象和看法通过不同的群体向整个舆论场发酵。一是认为反腐败强力推进，21世纪报系成为继央视财经频道之后又一被击中的目标。二是强调沈颢是南方系一路崛起的主将之一，暗指或公开宣称这是借经济问题整肃舆论的一个战役。

　　21世纪网因涉嫌敲诈勒索出事已有半个多月，沈颢等人因难辞其咎会“受牵连”从那时起就有猜测。再早一些，央视财经频道郭振玺等人先后被带走，已经引来财经类媒体还会“出其他事”的预期。事情在一步步应验。

　　所不同的是，央视那些人被抓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欢呼，而沈颢等这次被抓，网上大V们齐发不满。有人批评南方报业集团在沈颢等被抓后立刻宣布解除他们职务的做法是没有对供职者尽“保护的责任”。同沈颢等比起来，出事后不仅单位“未予保护”、连舆论也跟着欣喜若狂的央视财经那些人似乎“更悲哀”。

　　当下显然是整个媒体业的一个困难时刻。媒体作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呐喊者、推动者，几乎与中国崭新而复杂的各种现象都打成一片。但媒体的体制由于可以理解的特殊原因，变化量极小。现实很骨感，又很实际，媒体无形中承载了社会各种问题和矛盾汇集的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媒体能力的范围。

　　市场化媒体是媒体业这些年活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回过头来总结，二十多年里，它的几十万就业者几乎没出“大富大贵”的人。这个群体总体上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困惑和探索，他们算不上是社会成熟的象征，他们既驾驭不了自己有意或无意制造的社会风险，也在分享改革开放成果时不占有利位置。

　　如果说一些媒体人也卷入了腐败和其他经济案的话，他们大概不能说是中国社会当下腐败和经济犯罪的“主犯”。社会有一些不良风气，媒体也概莫能外。

　　媒体采编人员卷入腐败和经济犯罪，除了他们的个人原因之外，整个社会的规则不明确也是重要因素。中国的媒体生态目前显然有一些深层纠结，如果严格对照新闻行业道德，大部分媒体恐怕都有瑕疵。

　　当初从农村到城市普通生产单位的市场化曾有过大量法律风险，承担了政治任务的媒体与市场对接，大概更是如此。一大批很有才华、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当年投身媒体，他们实际走进了中国社会转型最困难的沼泽之一。他们的贡献和他们带来的破坏力错综交织。

　　我们认为，对触犯法律的媒体人必须追究，这是中国治理能力升级不容回避的。与此同时，社会要了解媒体的特殊艰难，实事求是评估媒体同一些重大问题的关系。

　　我们希望中国记协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行业协会，能在每一名媒体人受到法律追究时发挥监督的作用，确保那些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无论他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曾经供职于央视，还是他曾是尖锐的批评者。

　　媒体一直是中国社会探索改革的“雷区”，今后恐怕还会是。媒体该如何面对市场，如何经营，如何生存，如何尝试新的报道突破，如何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扮演敢言敢当，既扩大社会弹性又不制造撕裂的积极角色，这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媒体能不能做好它呢？这看似是媒体的智慧，实际上，它更多取决于社会与媒体互动时影响后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