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二十年如明星耀亮长空

今年5月22日，是第20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1994-2014这20年，是我国公众由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懵懂认知，到成立NGO促进政府执法的20年；是众多生态领域专家由一个会场接一个会场的学术交流，到走入保护区周边，尝试建立“保护地友好产品”体系的20年；是社会声音由对植树造林树种单一、外来物种入侵等问题的讨论，到呼吁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发生质变的20年——

又到一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围绕这一天，各级政府、生态保护NGO、学校、媒体等，都通过不同的活动和方式，向社会传递着“保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

“生物多样性”，这个初见时有些高高在上的专业术语，经过20年的发酵，如今，正随着5月的春花，飞入人们的心坎里，落地、生根、开花，直至结出累累硕果……

改革开放的春天

让保护的土壤滋润肥沃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确立于1994年12月，后于2001年将这一纪念日改为5月22日。事实上，早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确立之前的1972年，我国即加入了人与生物圈计划。此后，更以实际行动，开始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研究和国际交流。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各行各业。从保护野生动物开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和法律体系逐渐形成。

1981年，我国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84年，通过了《森林法》；1985年，发布了《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之后，纲领性文件《中国自然保护纲要》和《野生动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纷纷出台。

在国际合作交流方面，我国于1992年签署了《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

至此，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公约》的签署，牢固树立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铜墙铁壁。

与此同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对自然保护的支持力度前所未有地加大，全国各级自然保护区在数量和面积上迅猛发展。

国门敞开的时代，越来越丰富的国际先进保护理念也渐渐植入人们心扉。生物多样性的概念，终于为社会日益熟悉、为公众愈加重视。

由空白稀薄到土壤肥沃，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了自身命运的第一个转折，为今后20年的不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光

保护思潮不断激荡

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光，是一段憧憬与反思并存的岁月。从无到有、不断刷新历史纪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始在前行的道路上唤起人们的思索：最初，是为了什么而出发？

“世界上所有的生命形式综合到一起，被统称为‘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生物多样性的含义还包括了遗传、物种、生态系统和景观层面上的多样性。大家最容易理解的就是物种。”《拿什么拯救你，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一书，开篇名义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浩大而复杂的生态工程。气候、光照、温度、降雨量等自然因素，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决定生物多样性的未来。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生物科学联盟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汪松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动物学会秘书长解焱主编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的评估显示，我国的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其中，栖息地丧失及衰退、开发利用直接丧失和外来入侵种是首当其冲的三大难题。

从改革开放到迎接新世纪的曙光，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滋润了更多人的心田。这三大难题让有识之士开始开始奔走呼吁：植树造林应注重树种多样性，拒绝非法食用野生动物，抵制外来物种入侵……

“20世纪90年代，这些呼声并不普遍，效果也并不明显。”解焱说。

由浪花之微到波涛激荡，人们对于如何对待野生动物及自然家园的深刻反思，始于一场举国“战役”：抗击非典。

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突如其来，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考验着党和政府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

万众一心抗击非典过后，有媒体观察发现，非典病毒肆虐与野生动物基因密切相关。这一病毒的流行，给滥捕滥杀滥烹滥吃野生动物敲响了警钟。

医学专家提出：“动物身上的曲霉菌和寄生虫所引发的疾病多达百余种。人吃了这些动物后，极有可能受到感染。动物的病毒一旦传播给人又极易发生变种，现有的药物很难治愈。”

非法猎杀、食用野生动物，不仅造成动物种群的急剧减少、退化和失衡，破坏了地球生物链的多样化和生态平衡，也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与生存。

这或许是工业时代的中国人，第一次切肤体会到贪吃野味的伤痛。

此后，呼声高起，提案见多，从不食濒危野生动物、不食鲨鱼翅到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家园、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我们终于为万物奔走代言。

时间永无停止

探索永不止步

跨入21世纪，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仓癝实”，然后思自然、念家园。

此时的“思念”，不仅是对良好环境的渴望、关于乡愁的缱绻，更是对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过程中伤害自然、漠视自然的反思。如何反哺自然，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省之后，有了行动。

NGO，作为链接政府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开始登上绿色舞台。

自自然之友、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诞生之后，绿家园、北京地球村等一批NGO跃然而出。他们从“种树、观鸟、捡垃圾”开始，一步步前行至影响公共决策、为无告的大自然请命、依靠社区力量进行保护，为促进我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乃至加快我国民主进程作出了贡献。

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让候鸟飞”。

2012年10月，媒体人邓飞发起了“让候鸟飞”护鸟公益行动，并与60多家媒体组成“护鸟媒体联盟”，奔赴基层，与各地护鸟志愿者团队开展日常巡护、鸟网清除、非法贸易举报、伤鸟救助和环境教育宣传等工作，以推动政府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猎捕鸟类等非法行为，希望最终形成一个富有战斗力的全国护鸟行动网络。

组成“保护行动网络”，助力生态保护事业，这或许是相当一部分生态保护NGO今后所要担起的责任。

“2010年前后，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可谓主流化了。人们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社会、你我他共同的事业。”解焱说。

虽然，现在的保护之路上依然存在很多需要智慧化解的矛盾甚至对立，但从党中央、国务院对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到基层民众参与生态保护的热情和决心，都让人相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可以实现的“中国梦”。

1994年，解焱刚刚进入生态保护领域，跟随汪松，开始她结缘至今的“绿色事业”。

从1994年到2012年，这18年来，解焱勤奋地为各类保护工作进行科学评估，并为政府部门提供建议，期待通过好的政策推动自然保护。

而到了2013年，她开始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自然保护地友好产品增值体系的构建中去。

“这些年来的经验告诉我，做保护绕不过经济快速发展这一现实，绕不过人们对钱的需要。对绝大多数自然保护地来说，民生发展依然是首要任务。如果不触及经济核心，保护工作很难深入进行下去。要解决保护难题，必须从帮助老百姓解决他们的生存难题入手。”

保护地友好体系选择保护得比较好的自然保护地，由专家指导当地群众生产不使用农药、化肥激素、抗生素、化学添加剂以及转基因产品。其后，这些具有保护和健康双重属性的产品，能够在保护地友好体系中，以更好的价钱、更有保障的方式卖出去，进而促进社区群众更好地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

如今，敬信大雁米、龙池山野菜、九顶山牦牛肉等，已经成为最早一批试点产品。解焱介绍，除天然林下非木材产品、种植产品、养殖产品外，手工艺品、生态旅游、科普教育、农家乐、文化产品、水资源及其他生态服务功能也被作为友好产品囊括在内。

解焱相信：“这一体系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会有无数的人在这一体系当中获得自己的价值。”或许，这一体系的健康发展，也将成为保卫生态红线的重要手段之一。

面对拥有亿万年历史的自然，20年，不过是浩渺星汉中的一闪。然而，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从零起步，一路跌宕起伏，正如明星耀亮长空，也照亮了我们对生态文明的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