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不该是增加“有效投资”的指挥棒

■ 投资这个“角儿”，一是绝对不能少，二是切不可滥用。 对“投资”前的“有效”二字，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今年是什么形势？政府工作报告讲得很清楚：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矛盾，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怎么干？也有路径——既要稳住速度，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确保居民就业和收入持续增加，为调结构转方式创造有利条件；又要调整结构，夯实稳增长的基础。

稳速度与调结构并行， 投资这个“角儿”，一是绝对不能少，二是切不可滥用。 政府工作报告在“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的整体部署中，非常明确的是“增加公共产品有效投资”——这就划出了增加投资的新路数：大方向是公共产品，大原则是“有效”。

在“投资”前面加上“有效”两个字，还圈在“公共产品”上，说明决策层是极为清醒的。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投资见少之下，地方为保GDP，投资冲动的惯性，不是说压就能压得住的，因为中国几十年的高增长，已使一些地方和部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路径依赖。

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紧绷，环境污染等等发展中的弊端，与滥投资粗放发展大有关联。

投资本身是个好东西，全世界多少地区眼巴巴地盼着投资而不得。 问题是的关键是为什么投、投什么、怎么投、谁来投。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这些方面，要么“正在转”，要么“正在调”，要么两者并存。“新”还没立住，“旧”还未抛弃，“稳”的难度相当大。“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必然是政府的核心重点之一。投资的拉动作用，当下不是可轻可重，而依然是“关键性因素”。

一些人嫌GDP的目标增速7%左右定得“低”之时，宏观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表示，预期目标虽调低了，但要达致这一目标也绝非轻而易举： 中国经济盘子已然这么大，外需不给力，消费能稳住增长就不易，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某种程度上还要看投资。

新常态下，投资需求绝不会小。经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投资需求旺盛；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改造传统引擎，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必将要增加研发投入。

无疑，新常态、新任务、新目标，要求增加投资也要新，而 新的关键就在找准投资的新方向。找得准，投资就有效；找不准，投资就没效，甚至是负效。 区域发展拓展新空间，培育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开工建设一批综合交通、能源、水利、生态等重大项目，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推进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推进农业现代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就业创业，加强社会保障和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等，在新常态下都该是真金白银地加大投资的对象。

新的“投资”，不是过去那种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盲目投资”，而是一定要用来补齐发展短板、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投资”。 也许，各地过去对投资拉动的情结过深了，GDP增速一下来，首先想到的就是靠千方百计增加投资保GDP增长不失速。GDP不是增加“有效投资”的指挥棒。对慌慌张张地滥加大投资的冲动，不可不防。万不可打着保GDP增速的名号，再在那些低效甚至无效项目、过剩产能上耗神耗资。

要摆脱老套路的眼光认识“投资”，不要忘记在投资前面加上“有效”二字 ，这样在加大投资时就不会乱、不会滥，在此前提下，用新常态的发展任务要求调度加大的投资，特别是注重在公共产品的投资上下大功夫。英国《金融时报》曾有一篇报道，对中国应该“减少投资”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在未来多年仍需持续保持较高投资，但需将投资引导到不同的领域。

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超过7000美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还有台阶要跨。要把有效投资与助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联系在一起。

特别是与有效形成整个国家创新驱动力量联系在一起。

2020年，我们要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这就要求把投资和与之相配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公共产品有效投资不仅能够直接增加未来消费，还会为未来消费升级奠定物质和技术基础，达成“三驾马车”和谐拉动的愿景。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增加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存量的结果，在没有充分提高产出的情况下，空谈提高消费水平，某种程度上是望梅止渴。

不必在旧的思维、老的套路中纠结是否该加大投资问题。迫切需要做到位的是，准确认识投资需求出现的新特征，精准用好投资发力的新指向，更好调适投资方式的新效能。

看得出，宏观政策在这方面下过一番功夫。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政府层面已经选择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意义的七大类重大投资工程，包括 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生态环保工程、清洁能源重大工程、粮食和水利重大工程、交通重大工程、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程。 这些工程项目，主要是聚焦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都是为了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更好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

这些投资方向，都是群众急需，也是迟早要干的事。在这些领域加大投入，既能补足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又能更好服务百姓，还避免重复建设，为什么不干呢？

“有效”两字，给各级政府一个警醒：管住旧思维的投资冲动惯性 ，别再在老套路中打转，不要嘴上高喊“有效投资”，行动上只取GDP所需。 绝不能把低水平建设、重复投资、盲目投资都冠以“公共产品”“有效”的名头。 若如此，不仅坏了“有效投资”名声，还会阻滞民间投资的进入。

各级政府官员一定对“投资”二字前的“有效”二字有敬畏之心。 “有效投资”不可随心所欲，要按中央的要求，校准靶心，在增加公共产品上多花心思。

一组数据或许能窥见中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需求。 以城镇化为例，有关机构研究说，2015～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的年均增长约为2.3个百分点，由此带来的城镇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公共服务等投资需求将达42万亿元。

这都是急迫的补短，是“有效投资”应对准的靶心。

空间这般巨大，资金从何而来？就单凭政府手中那点钱，哪里满足得了！答案大家都清楚，不可能再以政府投资为主，只能是政府与社会合作。

民间资金不像政府资金那般“任性”，见不到兔子是不会撒鹰的。这就需要认认真真创新投融资体制，比如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大力推行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就为社会资金投入公共领域建设开启了通道。最关键的还是让大幅减少投资项目前置审批、大幅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的政策，在“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

未来的投资图景，应是政府通过提供更好的服务，搭建好投资平台，以少量政府资金，撬动巨量社会资本深度参与到国家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文/王仁贵 ■ 瞭望【国是论】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