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将曾收藏的清朝大小龙邮票和红印花邮票全捐出
▲红印花邮票属于清代国家邮政邮票，夏衍先生捐赠的是红印花联票，尤其珍贵难求。在夏衍先生的邮品收藏中，红印花邮票与大小龙邮票分量最重、价值亦最高。
工农红军20周年纪念邮票
上海博物馆将2015开年展览定为《方寸寄怀——夏衍旧藏珍邮展》显然别具深意。今年是这位中国著名戏剧家、电影艺术家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不为今天年轻人所知的是，夏衍先生还是中国第一代集邮家，他和他的家人曾两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出珍藏邮票7391件(7791枚)。77年的集邮生涯，夏衍先生经营出一份个人雅好；一辈子的家国情怀，又令他将个人珍藏视为“身外之物”，为藏品指出“送请国家保存”的归宿。爱物惜物，又不为物所累，作为一代收藏家，夏衍先生有自己的“格”与“品”。他收藏情怀，不理世事，不屑金钱。在江南渐渐温暖的4月，从方寸邮票勾勒的历史里出发，我们开始一场安静的缅怀，心情沾满春天的湿润。摩挲过往，邮票上起伏着一个个故事，生动而不遥远。(匡彧)
1914年，14岁的夏衍在杭州念中学时就得风气之先，开始涉猎集邮这项始于欧洲的雅趣活动了，以1991年将邮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为截止，他的集邮生涯竟长达77年之久。
负责本次展览具体工作的上博研究员刘刚先生说，夏衍先生一直认为，上海在集邮和鉴赏邮品方面居全国之冠，他的邮品也大多得之于上海，所以决定将毕生所藏邮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第一次捐赠在1991年2月，夏衍先生本人捐出233件邮品。第二次捐赠在2009年，夏衍先生的长女沈宁女士再将父亲留下的7539件邮品捐出。
在这近8000件邮品中，有极为珍贵的中国第一套邮票——清朝大龙邮票和第二套邮票小龙邮票，也有在集邮界名气呱呱叫、身价高昂的红印花邮票。日本邮票和邮品也是捐赠中的重要部分。当年日本集邮大家水原明窗曾想用“一队丰田车换走一张”，夏衍先生回以哈哈大笑，这些珍品今天才得以在上博展厅中安静地被后人观瞻。在沈宁女士的第二次捐赠中，邮品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尤以苏联、匈牙利以及德国邮票数量为最多，而白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外高加索联邦等国家和地区的邮品都是难得一见的邮品，国界跨度更大，品种更丰富，从这些邮品洞悉研究东欧国家的历史和人文，显然是集邮爱好者的最爱。
上海市集邮协会专家刘广实老先生在集邮界名声显赫，他正着手准备一场讲座，为邮友们细解如何欣赏《夏衍旧藏珍邮展》中的宝贝。在接受采访时，老先生认真地为记者介绍了这次展览中的珍邮。
刘老先生说，在夏衍先生的收藏中，大小龙邮票和红印花邮票分量最重、价值亦最高。大龙邮票是中国第一套邮票，全套有壹分银、叁分银、伍分银共3枚，先后分3期发行。因为纸制不同和邮票之间的距离大小被分别称为“薄纸大龙”、“阔边大龙”和“厚纸大龙”。小龙邮票是中国第二套邮票，全套有壹分银、叁分银、伍分银共3枚，它是中国第一套有水印的邮票。小龙邮票先后分两期印刷发行。第一期的印制时间为1885年-1888年，因为当时打孔机陈旧，所打的齿孔参差不齐，成品多为毛齿票，故称为“小龙毛齿”。第二期印制于1888-1894年，因全部为光齿票，故称为“小龙光齿”。1896年，清政府改海关邮政为国家邮政，将银元作为面值币制，新邮资标准出现后，由于来不及印制正式邮票，于是就在已印制好的小龙邮票上加盖黑字，暂作洋银面值，充当国家邮政邮票使用。这种邮票又有加盖小字和大字两种，本次展出的小龙加盖大字邮票，当时加盖的数量就很少，目前国内留存极少，所以很是珍贵。
展品中的另一大看点是在集邮界大名鼎鼎的红印花邮票。刘老先生介绍说，红印花邮票属于清代国家邮政邮票。清政府自1896年正式开办邮政以后，随着邮政业务的扩大，现有邮票不敷使用，于是就将上海海关委托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的100万枚红色收费凭证中的65万多枚加盖改作邮票。加盖的面值共有5种，又因字体大小不同，共分8种。其中小字肆分只加盖了200枚，小字壹圆更是只加盖了50枚，大字伍圆在当时面值极高，很少有人购买，目前已知的存世量大概在300枚左右。由于加盖数量少，且使用后保存下来的更少，所以红印花邮票极为罕见，夏衍先生捐赠的是红印花联票，尤其珍贵难求。
每一枚珍贵邮票的背后，都有一个曲折的收藏故事。
夏衍先生的孙女沈芸女士最了解其中的掌故。她在为展览写的序里介绍说，珍贵的大龙邮票得自于夏衍先生的几次重要交换：一次是夏衍先生致信集邮家姜治方先生，提出愿意接受任何条件，以换取对方手中的一套毛齿新票。同有集邮雅好的姜治方先生深谙邮友求票的真挚迫切心情，立刻慨然应允。随后，夏老坚守承诺，从上海老集邮家马任全处买下一枚红印花小肆分新票，回赠姜先生。文人雅士之间的交往“买卖”充满意趣，关乎金钱，又不直接染指金钱，情、谊、物、钱都在爱好兴趣之间回环，雅风盎然，风骨自见。
另一次交换是在1955年元宵节，夏老做客姜治方先生寓所，与有意出让全部收藏的集邮家、前燕京大学校长陈志韦先生一起赏邮。滚热的汤圆落肚，夏老与陈先生也达成了“交易”，夏老一次从陈先生手中换得六七十张大龙票。吃汤圆换邮票，在甜糯中完成“买卖”，此等雅事只定格在那个年代。
在沈芸的记述中，夏衍先生后来还从一位上海邮友处换得一组大龙光齿四方连全套。经过多年积累，夏衍先生的大小龙邮票曾达到可观的200余枚，在国内堪称第一。
与日本集邮家水原明窗的交往则是另一段佳话。沈芸记得，自己小时候，水原多次到家中拜访祖父，两人总是坐在一起品邮研邮。夏老曾在日本留学7年，他的藏品中有不少日本邮票和古封片，水原提出用一队丰田车换取的，就是夏老收藏的古封片。在捐赠给上博的这套日本古封片集里，第一张是明治七年(1874年)实寄日本邮政明信片，年代之久远，价值之珍贵可见一斑。
据沈芸讲，夏老收藏邮票还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他从不收藏错票。尽管错票在市场上会有很高的价格，但只看重邮票欣赏价值的夏老关起小楼成一统，只享风雅趣，不问金钱和市值。
其实，在《方寸寄怀——夏衍旧藏珍邮展》开幕式上，沈芸女士就站在人群中。她专程从北京赶来，见证了祖父毕生所藏飨馈社会的心愿得以实现。
“集之不易，不能分散”一直是夏衍先生的收藏思想。他从不自认为是收藏家，集邮、藏画被他自谦地归结为“人是要有些爱好的”。雅好背后，他也存有“私念”，他曾说过：“我当时收藏这些东西，除了个人爱好之外，也有一点怕文物流失到国外的意思。和我同时跑琉璃厂的人，如田家英、邓拓、李初梨等，都有这种想法。所以献出之后，就算了却一场心事也。”一生只为兴趣追索，懂物惜物，风雅自乐，但在国家大义面前，情怀慷慨，奉我全部。沈芸说：“我祖父一生都被家国情怀所萦绕，历经磨难而不悔，这不是他一个人，而是那一代人。”
再次见到沈芸，她刚从上海博物馆礼品商店里出来，乐呵呵地拿着刚买的朱耷画作印刷品，准备回京后挂在家里或赠送朋友。这样的珂罗版印刷画芯，每幅标价200元。众所周知，夏老生前另一项重大捐赠是将个人所藏的扬州八怪、齐白石等书画近百件捐予浙江博物馆。自家所藏真迹全部捐献国家，后人再买印刷品装饰居所，这种做法好像与当下价值观大相径庭。对我的疑问，沈芸更有疑问：“这不是很正常吗？我爷爷捐献的是他的东西，和我们无关。再说，如果夏衍的后代出现在拍卖场上，拍卖他的收藏，那太可笑了，简直不能想像。”
沈芸用祖父于1943年写的一首诗作为这次展览序言的结尾，并以此向先辈致敬：
献给一个人
献给一群人
献给支撑着的，献给倒下了的；
我们歌，
我们哭，
我们“春秋”我们贤者
……
临诗动容。我们亦向夏老和一种叫情怀的东西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