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研评价体系：评奖要从奖励项目向奖励人过渡

从屠呦呦获诺奖看我国现行科研评价体系

评奖要从奖励项目向奖励人过渡

屠呦呦是“三无”人员——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出国经历，不是院士。她是1955年的大学毕业生，学的又是中医，你说有哪些访问学者出国去学中医？谈及屠呦呦，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机研究员李国杰的几句话引起了大家的笑声。

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屠呦呦，引起社会对国内科研评价体系的广泛讨论。屠呦呦获奖折射出我国现行科研评价体系的哪些不足？我们该如何建立起适合中国现状的科研评价体系？青年学者应如何定位自己的研究？日前，在合肥举办的2015中国计算机大会上，中国计算机学会(CCF)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YOCSEF)举行了“从屠呦呦获诺奖看我国现行科研评价体系”特别论坛，邀请两院院士和多位国内外产学研人士共同探讨这些话题。

以科研成果的影响来论英雄

李国杰认为，屠呦呦评不上院士是因为有一种群体性的认识偏差。因为我们比较喜欢所谓的重大成果，一个大的工程，搞了多年以后，很难分清谁做出最原始的贡献，也很少有人去注意这一点。在院士评选过程中，人际关系和个性也会有影响。

“第一，就是以科研成果的影响来论英雄，而不要考虑其他的东西；第二，屠呦呦的成果是最典型的问题导向的结果。”李国杰强调了这两点。尤其是第二点，李国杰解释，以问题为导向，治愈当时的难症疟疾，这有点像二战时期雷达的发明——当时德国人轰炸英国，英国要提前发现临近的飞机，因此，英国的科学家和美国科学家合作发明了雷达。

涉及到计算机领域，李国杰提及：“我们搞计算机的研究什么？把计算机性能提高1000倍，把通讯带宽提高1000倍，这与问题导向的研究真不是一回事。这些是目标，是理想，而不是明确的问题。我觉得屠呦呦获奖给我们一个启发，一定要把科研的价值取决于问题的紧迫性。不要以为问题导向一定就会降低学术水平。”

“问题导向是一种方向，问题有大有小。我们搞工程的人需要新的发明，问题一定是从需求来。”李国杰表示。

搞科研最重要的是做原创性工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高文教授认为要反思现行科技评价体系。他认为，很多事物发展分3个阶段，“一个成果，最初肯定有构思者或者发现者，中间阶段是展开问题并把它变得可以应用，最后由一个强大的团队来实现”。

“我们一直都在说重视原创性，可是我们现在重视的不是原创性，而是团队。”高文说。他认为，现行评价体系的问题是太重视团队了。诺奖历来重视原创，高文建议，以后评奖要从奖励项目逐渐向奖励人过渡，评价体系出现的问题就会慢慢扭转。他也承认，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高文的另外一个职务是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委员会副主任。他在今年年初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大家对SCI不要过分重视，但对发表论文一定要重视。你有一个想法，一个成果，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发表出来，你可以用任何语言，可以在任何水平的杂志上发出来，没发出来空口无凭。这就是我们发表论文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追求高影响因子，也不是追求有多少人引用，而是把最原始的想法记录下来。”

他提到，有一位日本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从来没出过国，也从来没有用英文发表过文章。他提出来的原理得到重视后，国际机构开始追溯，最后发现这篇使他获奖的文章是在日本的一本杂志上发表的。

“现在的年轻人要搞清楚科研的动机——最重要的是做原创性的工作，不要追潮流或者表面光鲜的工作。”高文说。

价值比成功更重要

“价值本身是给别人的，成功是给自己的。”2010年CCF海外杰出贡献奖获得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张晓东通过数据，分析了重大原创新成果的产生过程。他直言科学研究中“价值”比“成功”更重要。因为价值本身是利他的，成功是利己的。

他认为，在一个评价体制优良的社会里，有价值贡献的科学家一定是成功的，两者并不矛盾，但有些工作的价值和贡献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认可。他认为，要改变目前科研体系中的过度标签化。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标签，很多标签成为获得学术资源的台阶。在这样的体系中，一个学者要花费大量时间获取这些标签，势必会影响真正问题的解决。

CCF常务理事、山东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院长陈宝权结合自己学校开展的学术评估改革，指出科研评价体系的终极评价指标应该是影响力，评价的方法是同行评价，看重的是标志性的成果及其产生了巨大的价值。(本报记者 李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