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穗非洲人商会票选领导 “巧克力城”考验广州
许多非洲人在广州做生意。2014年12月15日，苏丹人阿木(中)在顺德乐从的东村物流园里，给送来装箱的货物付上尾款。
2014年12月15日，顺德乐从的东村物流园里，阿木(右)在打电话催货物送来装箱，同事抽空在货场做祷告。
非洲人在广州之商会
人在他乡得有组织
目前在穗非洲社团组织超过10个，商会帮同胞办签证及其他事务
“在广州的加纳人都认识我，就算不认识我，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就会说‘去找Kubi’。”39岁的Kubi是加纳广州商会(GhanaianCommunityof China)的秘书长，从2011年起他就担任此职，他要处理加纳人在广东省内遇到的各类问题，从“替同胞争取延长留穗签证”到“为在中国死亡的同胞奔波殓葬”，无所不包。
在广州，像这样的非洲社团组织超过10个，加纳广州商会目前有会员100余人，而规模巨大的商会则会员上千，其中人数最多的尼日利亚广州商会超过千人。
“外国驻华商会需要民政部审批，非洲在穗没有正式的商会组织，目前所谓的非洲国家商会是某个国家在穗公民自发形成的小团体，其成员主要以在穗常住人员为主，他们不定期会更换商会负责人。”这是广州市公安局对南都记者书面采访提纲的回复。
一位多年从事在穗外国人管理工作的人士说，中国的一些职能部门与商会领导关系谙熟，双方各取所需：中国官方通过商会领导达到管理非洲外来人口的目的，而商会领导通过为同胞奔波办理各种事情，与政府部门负责人频繁接触建立关系，借此在所在国家商会内部树立威信。
缘起
在穗非洲人需要和政府打交道的桥梁
加纳学者亚当斯·博多莫从事非洲研究多年，先后在香港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任教。他告诉南都记者，广州最早的非洲商会出现在1997-2002年间，到2006年，多个非洲国家的商会已成型。
博多莫2012年出版了《A fricans in China》(《非洲人在中国》)一书，有专门章节讨论非洲人在穗商会的情况。据他研究，这些非洲商会组织性不强，不存在一个有明确领导职位的伞形组织结构。商会成立早期，普遍有两三个派别的人马竞争领导地位，接受访谈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商会领导都承认这点。到了近几年，不同非洲商会社团合作，并建立面积较大的办公室。大部分商会的成立原因都是非洲人遇到一些普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一位知情人士称，非洲人在穗商会的进一步发展是在2009年之后。
前述多年从事在穗外国人管理工作的人士说：“商会模式是在广州做生意的非洲人组成的团体，各个国家推选出代表，有什么事和当地政府或其他部门打交道时，可以有谈判的机会和沟通了解事情的渠道。”该人士认为，在穗非洲人商会的功能主要有三种：第一，如果本国人有诉求，商会作为桥梁和代表，与中国政府沟通；第二，本国人在穗经商遇到困难，商会出面帮忙解决；第三，如果本国人跟中国人出现分歧，商会起到“和事老”的作用进行调解。
根据博多莫的研究，非洲人在中国结社并非广州的独有现象，在香港和澳门地区，都有组织程度更高的非洲人社团。香港的加纳社团需要通过特定注册程序才能加入。在澳门，来自葡语系的6个非洲国家(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社团组织性强，与政府和其他权力机关建立了良好关系，社团运营比中国其他城市的非洲社团更为成熟。
目的
入会者为解决自身遇到问题或获利
在穗非洲商会的规模从百人到千人不等，根据博多莫的研究，2007年尼日利亚商会会员人数甚至达到7000-1万人。前述多年从事在穗外国人管理工作的人士则表示，目前尼日利亚商会会员超过1000人，也有其他信息源表示目前尼日利亚商会有数千人。
那么，什么样的非洲人会组成商会呢？
知情者告诉南都记者，真正富裕的商人是不会加入商会的，他们都忙着做生意，不少入会者一定程度来说也是“底层”，加入商会是为了解决自身遇到的问题，或通过商会的凝聚力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目前在穗商会做得比较好的是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人数较多的商会是尼日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家。
博多莫认为，在穗商会的规模和人数一直在变动。2008年5月份，博多莫和助手访问了加纳、几内亚、尼日利亚和喀麦隆4个国家的在穗商会领导。根据访问记录，尼日利亚商会主席E m m a说，在同一个国家的商会内部，也会有很多派别，这些派别通常按照部族或宗教来组织。2007年，因为尼日利亚商会人数众多，在广州有太多“主席”，后来已整合为一个主席的职位。他说，并非所有尼日利亚人都正式报名加入商会，在穗的尼日利亚人的数目远高过商会会员人数。
喀麦隆商会负责人说，喀麦隆有英语和法语两种官方语言，2005年喀麦隆商会因语言问题分崩离析，尽管经历了这次挫折，他认为喀麦隆商会相对于其他商会来说组织得更规范，彼时喀麦隆商会有1500名会员，甚至有会员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