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优良传统、作风与精神”系列访谈： “没有人则事不成”——记审计署初期人员选调工作

“没有人则事不成”——记审计署初期人员选调工作

□ 魏小题 滕延妮

审计署第一任审计长于明涛在回忆建署初期人员选调工作时说，审计署与各省市审计机关的组建工作要依靠党要人，“抽调干部，我几乎一个星期跑一趟中组部。谁都知道，没有人则事不成。”

为政之道，要在得人。开创一项新事业，更是如此。

1982年4月，财政部成立由7人组成的审计机关筹备组。从那时起，审计署的人员调配工作就开始了。

“人员要内行”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曾有批示，“（审计）人员一定要内行，专门训练。”这一批示对日后严格选配审计干部，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1982年8月，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建立审计机关的通知》，要求当前各地在研究机构改革时，“将建立县以上审计机关加以安排”。同期，财政部监察局全体人员和一些新分来的大学生被调入筹备组中。至当年底，筹备组从财政部抽调26名干部，从财政院校分配23名大学毕业生，从中央部委和北京市系统调来13名干部，一共62人。

在当年的23名大学生中，有分配来的，也有主动要求来的。陈华，1982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会计专业的他毕业论文研究的课题是会计监督。了解到审计后，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业，“（我）很乐意从事会计监督工作，我在学校时就立志要做一番审计事业，为审计事业服务。”他说。于是，本可以留校任教的他，主动找到了当时审计机关筹备组的负责同志，并拒绝了留在财政部的机会，坚持到筹备组工作。

现任社会保障审计司正局级审计员的曾黎，1982年夏天大学毕业时，知道自己分到了财政部。老师告诉她，系里分到财政部的同学有三个去向：一个是会计制度司，一个是出版社，一个是“审计总局”（当时审计机关未定名时的叫法）。因为她学的是会计专业，又想做实务工作，觉得审计也许更对口，几乎没怎么想就说“想去干审计”。这句话决定了她此后的职业生涯。

“不要讲价钱”

即将成立的审计署虽然是一个部级单位，被写进了宪法，工作也很重要，可是由于是新成立的单位，大家都不熟悉，而且条件相对艰苦，办公地点是租来的，无宿舍、待遇低，很多人不愿意来。一时干部选调工作进展缓慢，不得不请中组部出面支持。

1982年12月15日，中组部向财政部和机械部党组发出调令，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祁田成为第一个到任的审计署领导。

1983年1月4日，中组部向中央各部、直属局、公司和北京市等37个单位发出了《关于为国家审计院选调干部的通知》，指出为了审计机关筹建工作的需要，“除了财政部选调30名干部以外，再从国务院各部门（包括直属单位）和北京市选调90名干部（其中司局级12名）”，希望各部门从大局出发，积极完成选调任务。

祁田同志曾回忆说，她到筹备组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选调干部。调人要一家一家去跑，而大家并不了解审计机构，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都不愿意来。祁田就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去商量。虽然难，但要求却不能降低，不能推荐谁就是谁：处长要懂财会业务，有经验的；司局长也不能是快要退休的。筹备组有个领导小组，经过考察，准备选调的人要经过领导小组讨论，才能决定接不接受。

一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询问祁田同志审计机关筹备情况，她便把调不来司局长的情况进行了汇报。姚依林立即让她提个名单给他。于是，祁田特别找到当时财政部的某副部长，由于他比较熟悉情况，请他推荐了一些精干的人选。

1983年5月28日，时任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将选调干部缓慢的情况向姚依林副总理做了报告，并附了一张拟向中央各部选调12名司局级干部名单。姚依林副总理第二天就对报告做了批示：“野萍同志（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丙乾同志对中央审计机关架子搭不起来很着急，请你务必关心一下此事，至感。”5月30日，陈野萍对姚依林批给他的报告，又做了如下指示，“所提名单合适都调，不要讲价钱，在五天之内解决，不超过一星期，希望各部大力支援，调配局忙不过来，请经济干部局积极协助。”此后，有8名司局级干部服从组织安排到审计机关筹备组报到。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审计机关筹备组又调进了28人，到1983年6月20日，共有90人。

“把底子打好”

1983年5月，梁艮华从中组部调入筹备组，担任人事组负责人。此前，审计机关筹备组的人事工作由财政部代管。梁艮华到后，按照中组部要求接管人事工作，直接对中组部负责。

人事组的办公室在装甲兵招待所5楼，今年86岁的梁艮华还记得报到那天，她在办公室随便找了个空位子坐下，那个位置是杨彩霞的，杨到财政部学习去了，位子便空了出来。“单枪匹马”来到审计署的梁艮华，做的第一件事是找了几张纸，自己动手画表格，填花名册，“我得先了解现在署里头有多少人，都是什么人”。

当年6月，于明涛审计长报到。梁艮华回忆说，于审计长要求，进人要严格把关，把底子打好。考虑当时审计事业初创，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特别指出进的人要政治合格、业务对口，年龄可适当放宽。

“一开始要边组建边工作，组建放在第一位。主要的任务是先把架子搭起来，把人员调上来，然后去干活。”梁艮华说。她形容当时人教局的工作用了两个词：门庭若市、川流不息。每天，有来报到的，有出去调人的，有具体商谈工作的，来来往往，“上班以后，屋子里全是人”。当时负责接待的是刘云武，她开玩笑称他是“门市部部长”。“人的问题，跟别的不一样，你必须要去了解他，根据他的情况判断行不行，合适不合适，这些工作非常具体，非常繁琐，也非常复杂。”梁艮华用三个“非常”强调人事工作的难度。

“进人要严格把关，不符合条件的，我们就不进，不管是谁推荐的。包括审计署任命的第一批司局长，全都是重新考察、任命的。”到审计署后，梁艮华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不能以权谋私，不能任人唯亲，还有一条是,“我在审计署当一天人教司长，我自己的子女、亲属一个都不能进审计署的大门，就是条件合适的也不能进”。

梁艮华大哥的两个孙子当时正好大学毕业，都是学经济的。分配工作的时候，找到了她，想到审计署来工作。“如果按他们的条件是可以的，而且那个时候审计署正在招兵买马，人员缺口还很大。但我一想，亲属不能来。我就说，你们再去找工作去吧，到其他地方试试。我就拒绝了没让进来。”

在人事组的努力之下，资料显示，到1983年9月15日审计署正式成立时，审计署共有干部职工155人。

一生的事业

55岁的审计署办公厅档案处处长马荣春对自己加入审计队伍的经历一直很难忘。1983年4月，从部队退伍的马荣春到海淀区人武部找工作，偶遇去招人的刘云武，她问：“老师傅，你是哪个单位的，是不是来招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马荣春情不自禁地笑。

“采石路12号”，这是当时她面试的地点。刘云武看了马荣春的档案以后，对她在部队的良好表现感到满意，希望她来审计署工作，做电话员。担心以后要天天值夜班的马荣春回绝了刘云武。但是“伯乐”却没有放弃，他对马荣春说，审计署还在筹建，条件很艰苦，但是今后一定会有发展，希望她回去再同家人商量商量，名额也为她保留一周。

马荣春说，这充满人情味的一周承诺，和刘云武朴实的作风感动了她和家人。“谁没有亲戚朋友呢，老战友、老同志的孩子他都可以招进来，但他没有，却肯把名额为我留一周。”马荣春说刘云武“是个好人”。1983年4月16号，她到审计署报到。1987年，她开始承担档案工作，一干近30年。

建署初期，有一些同志或选调、或分配至审计署工作，从此，他们将一生献给了新中国的审计事业。

远鸣，筹备组成立后选调的第一位同志，那年，她33岁，负责文书管理等工作。1982年6月14日报到后，一直在审计署工作到退休年龄。

1982年，在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供应处工作的刘达朱从报纸上看到了宪法，报上说要建立审计署。审计署是干嘛的？刚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一年的刘达朱问他的老处长。老处长说审计就是财务。刘达朱觉得财务挺好。他从朋友那了解到审计署正在招兵买马，从中央各机关、北京市招收人员，他问:“我去行不行？”朋友说，他们要特长。刘达朱觉得自己材料写得还可以，就把曾经写过的东西送到筹备组，真的通过了。1983年8月10日，他被分到政研室，从此与审计结下了不解之缘。

黄树平，198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专业，毕业后和班上共6个同学分到财政部，他年纪比其他同学小一点，有人说“你们小，审计署是新组建的，不复杂，就到审计署”。当时，他分到审计科研培训中心。黄树平回忆说，那时科研培训中心的大学生是8个，8个人一间房子，8张桌子，8把椅子，一起办公。8个年轻人还一起参加了审计署举办的第一次培训班。

余其汉是湖北人，从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审计署，是审计署的第173号人员。余其汉一直记得他到的时候正赶上审计署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田纪云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来讲话。余其汉说，当时，社会上对审计并不太了解。审计究竟是干什么的？有人说审计就是审查计划生育，有人说审计是审会计。为了加强审计宣传工作，1983年底，他和黄树平一起被抽调参加《审计通讯》的筹备和创建，一晃20年过去。2001年和2003年，黄树平和余其汉先后被调至派出审计局工作，如今，依然奋斗在审计一线。

至1988年，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了审计署机关的“三定”方案：署机关设职能司（厅）15个，署机关行政编制555人。从此，审计署人员调配工作步入正轨。

                                          （信息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网站）